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始终是萦绕心头的关键问题。早期，宗教多以神造论解释人类起源，如东方女娲抟土造人、西方上帝用尘土造人等，赋予其神秘超自然色彩。
但科学领域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歇。在分子人类学诞生前，古生物学依靠化石探寻人类进化线索。从地猿化石到南方古猿化石，再到其他人属物种化石，每一块化石都像珍贵拼图碎片，为拼凑人类进化历程提供依据。不过，由于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与解读复杂性，人类进化全貌仍模糊不清。
随着分子人类学兴起，DNA成为研究人类进化的有力工具。动物学分类中，人类属人属智人种，约31.5万年前在非洲首次出现。
此前有动物学家认为人属仅人类幸存，可大量化石表明，数百万年前地球上还存在地猿、南方古猿等其他人类，我们甚至曾与尼安德特人共存，后尼安德特人灭绝。现存的大猩猩等类人猿和灭绝的森林古猿，都与人类及原始人存在关联，这一观点已获广泛认可。
几十年来对人类基因组变异的研究显示，非洲现有人类种群与单一祖先种群的差异呈树状模型，即由共同祖先逐渐进化而来。但这与非洲大陆的人类化石和考古记录难以印证。
自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关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实际上，达尔文未明确人类是猿类后代，现代科学家也驳斥了认为存在人类与猿类间缺失一环的观点。理论上，人类可能在数百万年前有共同祖先，但这一祖先并非简单谱系中缺失的一环，而是分化为不同谱系的节点。
可惜，这种古老灵长类动物至今未被确定，甚至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因为即便在进化关系更近的人类谱系中，化石证据也存在诸多不清晰之处。1875年，赫胥黎就曾指出，要补充完人类进化的所有节点几乎不可能。
大量化石表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常常有不止一个物种同时生存。如今，凭借特定化石标本和物种自然特征，能较准确确定它们的发现位置和生活时间。
但对于这些物种的生存方式、灭绝或进化原因，只能基于化石采集地的丰富背景信息进行科学推测。研究人员在推测进化场景、填补人类进化历史空缺时，需查阅海量化石资料，运用精细挖掘技术、地球化学、测年技术等专业手段，整合遗传学、生态学等多学科领域的数据与工具。
分子人类学作为新兴分支，通过分析人类基因组和DNA遗传信息，为研究人类起源等问题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其依据是DNA传代时会发生突变，科学家利用突变规律反推人类进化时间线和分支。分子人类学研究支持人类走出非洲学说，该学说认为现代人类是约5至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类后裔。
通过对Y染色体单倍群及线粒体SNP的研究，提出东南亚人群迁徙的南线假说，即祖先离开东非进入阿拉伯半岛，沿印度洋海岸进入东南亚，包括我国云南，后向北部内陆扩张；还有北线假说，即史前人类约5至6万年前从北非进入地中海东部，再分别进入中亚和欧洲。
然而，2023年5月17日，《自然》杂志发表的《人类非洲起源的若干支》论文挑战了主流的人类单一干支群起源观点，提出多支起源理论。
科学家检测非洲当前人群遗传物质，并与早期智人人种化石证据比较，发现全新人类进化模式。他们将东、西部非洲人及南部非洲44个现代纳马人的基因组数据引入多种进化和迁徙模型。结果显示，纳马人具有独特遗传多样性。
新模型分析发现，当代人类中最早种群分化发生在12万到13.5万年前，当时两个或多个遗传分化较弱的智人人种已相互混杂数十万年。种群分裂后，不同干系种群持续基因混合，形成复杂谱系。
其与传统基因建设模型相比，人类共同祖先种群的化石遗骸在基因和形态上应更相似，当代人类种群中仅有1%至4%的遗传分化可归因于干系种群间的遗传漂变。
最终得出结论：人类进化的干枝并不强，现在人类的祖先并非来自单一干枝，而是由两支或更多支祖先经基因混合演化而来。这一理论颠覆了传统认知，表明人类祖先并非单一源头，而是多个分支经漫长基因交流与融合，最终塑造了现代人类。
人类起源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每一次新发现和理论提出都让我们更接近真相，但也凸显出真相的复杂深邃，需要我们持续用科学智慧与勇气去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