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即将迎来结局，这个发生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小巷故事，横跨了三十年的时间长河，以细腻笔触唤起了集体记忆，剧中闫妮和蒋欣饰演的黄玲和宋莹之间互相“撑腰”的感人闺蜜情，更是让许多观众为之泪目。“Girls help girls”在《小巷人家》中不断上演，囿于旧时代束缚之下的新时代女性力量破土而出，以柔软却坚韧的方式呼唤着当代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在影视产业观察看来，虽然《小巷人家》塑造了一系列群像角色，但黄玲和宋莹这两位女性角色堪称其中的灵魂人物，对她们各自个性与彼此间情谊的描摹，构成了该剧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也成为了内容出彩的一大核心。

女性本体叙事下的当代观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但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男强女弱”思想仍然广泛而隐晦地存在着。在年代剧的创作中，这一观念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角色常被边缘化，隐匿于男性光芒之后。但在新时代价值观的引领下，女性角色的叙事语法得以重建，她们在影视作品中拥有了更强的主体性意识，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创作者们开始深入挖掘女性本体的丰富内涵，将她们的情感追求与生活挣扎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小巷人家》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宋莹的初次亮相便令人印象深刻。为了争取棉纺厂分配的住房，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深夜造访领导家门，不惜将儿子留在领导家施压。无独有偶，宋莹在搬入小巷的第一天便再次展现了她的泼辣个性。面对邻院故意在院子墙根处挖洞以便雨天排水的行为，她毫不留情地怒斥，尽显“泼辣”本色。

同时，剧中的宋莹也是时尚引领者，被称为小巷里“最时髦”的人。上班时会戴上彩色的丝巾，打扮得漂亮又体面，哪怕只是和邻居在门口闲坐聊天，她也会穿着高跟鞋。在剧中，她既是敢于为家庭权益挺身而出的“战士”，也是工厂里勤勉工作的杰出女工。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她来到纺织厂后工作勤恳上进，哪怕三班倒、长时间上工，仍咬牙坚持。当纺织厂面临下岗潮，她再次展示出了极强责任感和共情能力，接受了厂里领导的工作任务，在工人们因下岗闹事时站出来主动安抚，体现出女性在面对社会变革时的智慧与担当。

创作者对于宋莹这个角色无疑是偏爱的，既赋予她坚定捍卫自己权益的勇气，也给予她大胆为他人发声的真诚之心，刻画出她性格中莽撞等小缺点的同时，却也让她更显立体鲜活。对于宋莹这一人物的塑造没有陷入“家庭沼泽”，关于“她”的存在之义也不仅限于“从此家到彼家”的僵化观念，在棉纺厂里发光发热的女工宋莹、在广州街头做起生意的老板宋莹，都表达着女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独立分子散发的独特魅力。在大多数女性观众心目中，恐怕都是希望成为的“理想型”。

女性成长的自我认知

相较于宋莹，《小巷人家》一开始对黄玲的人物刻画更加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奉献、勤劳、隐忍，但是剧集没有固化这一形象，而是赋予其清晰的成长线，在其与婆家的冲突中展现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放大人物弧光。庄家家族堪称典型封建家庭的缩写——重男轻女、欺软怕硬、擅长道德绑架。黄玲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面对着公婆长此以往的不公对待，原本始终选择忍耐。

但当庄家祖父母将老一辈重男轻女的观念又继续施加于孙辈，要求筱婷回老宅帮忙家务、照顾祖母起夜等，黄玲则努力为女儿撑起保护伞，绝不让此阴霾再笼罩下一代。而丈夫庄超英的一次次不作为，甚至要求黄玲压缩养育儿女的生活成本为大家庭“献祭”，让黄玲彻底爆发，不再妥协。

黄玲用瘦弱却有力的手托举着自己的一对子女，清醒而坚定地维护着他们，甚至不惜以和丈夫离婚为代价为孩子争取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觉醒之后的黄玲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到庄家时称病不干活并直接“上桌吃饭”，不再忍耐公婆的脸色。

透过黄玲的人物形象，观众可以看到一种穿透年代的生命力，身处困境但是坚韧的“她”启示着女性的自我认知。尽管黄玲前期在思想上被封建家庭所束缚着，但她的人格上始终是独立的，多年以来她和丈夫分开算账，因此谈及离婚她也是充满底气。她身上有着时代环境下造就的复杂人物心理，而努力与封建家庭遗毒做斗争的她，也逐渐在思想上获得了质的跃升，象征着现代女性的觉醒与成长。

女性互助的真挚表达

在对宋莹和黄玲各自所代表的典型女性形象进行了充分的呈现之外，《小巷人家》也重点描摹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小院里同住了十余年的两人，从略带戒备的初见到后来不分你我的付出，成为义结金兰的好姐妹。泼辣的宋莹和温柔的黄玲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但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在面对许多问题时能够成为彼此的得力帮手。

宋莹的性子大胆、直率，有事总是挡在黄玲身前。两人在院子第一次相遇时，黄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搬进新家，此时她对宋莹这个“刺头”还是敬而远之的。当邻居王勇故意给院墙挖洞时，宋莹挺身而出与王勇理论，并且让黄玲回屋，表示这件事交给他们家解决。在此后的一些冲突事件中，宋莹也承担了替黄玲出头的角色。而急性子的宋莹也会在面对问题时自乱阵脚，黄玲处理事情则是有序、沉稳的，每当宋莹因为着急而无措的时候，黄玲会第一时间给予她理智的解决方式。例如剧中宋莹的儿子栋哲瞒着家里坐汽车去了上海探望图南，宋莹得知后急得马上要赶到上海。此时黄玲连忙拦住宋莹，先给图南打电话，让他去车站接应。观众见证了两人数次陷入困境，又扶持着渡过难关，两人形成的真挚友情令人感动。尤其对于观看该剧的女性观众而言，恐怕大多会渴望拥有像宋莹或黄玲一样与自己个性互补，能够互相扶持的朋友。

《小巷人家》对女性角色塑造摒弃了以往影视剧惯用的“雌竞”模式，不仅在宋莹和黄玲之间，与其他女性角色之间的相处也是以互助为底色。例如宋莹发现了姗姗发育期到了，主动送布，与黄玲合计一起给姗姗送胸衣；当隔壁知青返城的妹妹王芳因为住房问题和哥哥吵得不可开交时，庄、林两家也欣然应允让出部分空间为王家增加一个隔间。即便是对于张阿妹、姗姗这样在剧中作为负面角色存在的角色，《小巷人家》也并没有将她们塑造为本性丑恶的坏人，而是为其赋予了足够的心理动机，让观众能够理解她们因为生活重压和家庭变故而造成的精于“算计”和“势利”的性格悲剧。

虽然《小巷人家》所讲述的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故事，但无论是对于女性主人公们的各自描摹，还是对女性角色间关系的呈现，都洋溢着一种积极、昂扬的、更符合当今时代潮流的女性意识。围绕两位核心的女性妈妈角色，这部剧构筑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家庭和社区的乌托邦，虽然日子艰难，但显耀着更浓烈的人情味和苦尽甘来的甜蜜味道，而这可能是其能够获得跨时代共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