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余华英因拐卖儿童罪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涉及17名儿童，导致12个家庭破碎，社会危害性极大。
1993年至2003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王加文等人，在贵州、重庆、云南等地流窜作案，拐卖儿童17名，包括5对同胞兄弟姐妹。
犯罪特点
首次犯罪即贩卖亲生儿子：因经济困难，余华英与同居男友龚显良将亲生儿子以5000元贩卖至河北邯郸，开启拐卖链条。
利用女儿接近儿童：通过让女儿与目标儿童玩耍降低家长戒心，再实施诱拐。
作案手段：租房混入当地社区物色目标，使用零食、玩具诱骗，得手后迅速转移并贩卖至外地。
历史前科
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8年，实际服刑5年后释放。服刑期间使用假身份隐瞒罪行，出狱后继续犯罪。
2022年被拐受害人杨妞花（5岁时被拐）凭记忆指认余华英，并通过DNA比对确认身份，推动警方重启调查。
司法流程
一审（2023年9月）：贵阳市中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余华英上诉。
二审与重审（2024年）：因发现漏罪（拐卖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案件发回重审后维持死刑判决，最高法院最终核准。
四、社会影响
受害者家庭创伤
被拐儿童中，杨妞花的父母因长期寻女无果抑郁离世；谌江海被拐后辍学务工，称余华英是其“一生痛苦的根源”。
舆论关注
案件因余华英突破人性底线的罪行（如贩卖亲生子、长期逍遥法外）引发公愤，公众普遍支持死刑判决。
法律震慑
余华英案体现了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死刑判决强化了对类似犯罪的威慑力。
社会治理完善方向
强化身份监管：避免罪犯利用假身份逃避惩罚。
完善防拐机制：加强留守儿童保护、基层警务协作和DNA数据库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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