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在英国坚船利炮的逼迫下，满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约定，清政府割地、赔款、通商，这一纸协重新定义了中英关系，《南京条约》是在彼此互补信任下的荒诞交易。
英国人认为靠火炮换来的和平万无一失，清廷则将条约视为“暂时糊弄外夷”的权宜之计。
条约签了，香港割了，银子赔了，但约定的五口通商却成了“一口开放”；英国人千里迢迢来华通商，换来的是城门上冷冰冰的告示：“夷人不得入城！”
条约签订后，从中央朝廷的拖延，到地方官员的敷衍抵制，再到被朝廷抛弃的谈判代表耆英，清廷是如何将《南京条约》变成一份“签了却不认账”的历史文件？
五口通商是如何形同虚设的？道光皇帝的愤怒又从何而来？清廷的种种“违约”行为究竟是无奈？还是政治上的短视？
武力逼签： 184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舰队一路攻破定海、宁波，直至南京城下。
江浙一带全面沦陷，清廷不得不选择求和。代表清廷出面谈判的是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谈判桌上，英方态度强硬，逼迫清朝答应割地、赔款、通商等条件，如若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能满足将会直接进攻南京城。
最终，耆英签下了这份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银元，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港口通商口岸。
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对《南京条约》十分不满。在看了耆英上奏的条约内容后，气愤到“揽奏愤恨之至”。道光的愤怒不仅来自失败带来的耻辱，还在于条约签订得过于仓促，许多条款完全没有周全考虑。他对身边人抱怨，这场谈判就像被人按住脑袋签字，很多地方都“签亏了”。
要盟不信道光皇帝与后来的咸丰帝在面对清朝与各国签订的条约问题时，常引用孔孟之道为自己找台阶。他们认为，被胁迫签订的条约属于“要盟不信”，天理不容，无需遵守。孔子曾说过，被逼立下的盟约“神不听”。
清廷的这些帝王正是以此为理由，对《南京条约》采取了消极的抵制态度，成为清廷在之后十余年中违约的理论基础。
条约签订后，清廷内部的许多大臣对条约也极为不满。《南京条约》规定中英双方平等对待，但清朝官员认为，将英国女王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是蛮夷对清廷秩序的巨大挑战。他们认为，大清的军事实力并没有真正展现出来，英国人也只是占了“船坚炮利”的便宜。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抗英派更认为，若能让真正有能力的大臣出面，比如自己，就不会有今日的耻辱。
条约的实际签署者耆英，迅速成为众矢之的。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失败永远是奸臣的锅，皇帝永远是被“误导”的无辜者。唐朝有高力士、宋朝有秦桧，清朝自然少不了耆英。尽管耆英的一举一动都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但依然难逃被处罚的命运。
尽管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但真正开放的只有上海一地。
广州的地方官员更是态度强硬，禁止英国商人进入城内，拒绝执行条约中的其他规定。耆英与英国人约定两年后开放广州，但在1848年耆英调离广州后，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叶名琛对英国人态度十分强硬，拒绝与英国人会面。
叶名琛更以“不接、不理、不办”的三不政策，将英国人的要求搁置。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不仅地方抗拒，清廷中央对条约的执行也毫不上心。英国商人发现，无论去广州、天津还是江苏，地方官员都以“无权限”为由，将问题推回广东。
清廷对于五口通商、宗教自由等条款的冷处理，导致英国人的强烈不满。更讽刺的是，这么重要的条约文本居然没有被送往京城，而是被锁在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室中，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才被英国人发现。
结局唯一按约执行的是赔款问题。清廷如期缴纳了2100万银元，但其他条款形同虚设。五口通商仅有上海开放，天主教依然被禁止，英国人在华的待遇也没有得到保障。清朝的做法，为英国日后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迈入近代外交体系的第一步，却也是步伐最为混乱的一步。
条约签订后的十余年里，清廷始终没能执行条约约定条款，既没有兑现对英国的承诺，也未能通过条约改革自身。而这种“要盟不信”的文化心态，导致了之后更大的冲突 。
有人认为，清廷后来“耍无赖”，是在列强侵略下的无奈选择；也有人批评，这种短视的“抗争”不仅无益于保护国家主权，反而激起对方更大的愤怒，也拖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南京条约》没有按照约定执行，让清朝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不守信用”的名声。
一个国家若想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用行动履行承诺，而非以自己的文化观念逃避责任。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与个人，依然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