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中国大陆基本解放，但广西地区的局势却不容乐观。白崇禧在撤退前留下了一支庞大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在解放军主力转移后开始蠢蠢欲动。1950年9月，云山县城被4000余名土匪攻陷，这只是广西匪患猖獗的一个缩影。随后，全省102个县中就有97个县发生暴动，14座县城被土匪攻克，其中6座县城甚至被控制长达半年之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席震怒不已。他严厉批评广西是"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并下令必须在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广西股匪。但是，面对二十余万凶残、战斗力较强的土匪，仅靠10个师的解放军兵力是否足够？毛主席将如何部署这场关乎新中国稳定的剿匪战役？
1949年底，中国大陆虽已基本解放，但广西地区的局势依然复杂。作为桂系军阀白崇禧的老巢，广西地区的反共基础相当牢固。早在衡宝战役结束后，白崇禧就预感到广西很可能守不住，但他不相信共产党能在此地巩固政权。为此，他制定了一个名为"总体战"的计划，企图在广西实行"全民皆兵"，将所有百姓都绑上反共的战车。
白崇禧的"总体战"计划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将广西划分为6个军政区，并任命了各级官员。其次，他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制度，将广西划分为2.4万个行政村，25万个甲。每个甲都配备一名武装人员，形成一个庞大的地方武装网络。
此外，白崇禧还将国民党国防部华中视察组改组为"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区纵队"，下设2个旅、4个团及1个警卫营，总兵力达5000余人。这支部队的主体是原戴笠的特务部队"交通警察队"，并收容了大量的惯匪和地主恶霸，武器装备相对精良。
为了确保"总体战"计划的落实，白崇禧还成立了"总体战督导团"，每个行政专区设立一个，由他亲自委派亲信担任团长和副团长。督导团有权撤换执行不力的县长，并加紧整党工作，吸收新党员。这实际上是白崇禧建立的一个特务系统。
在白崇禧的精心布置下，广西地区的土匪武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白崇禧有计划、有组织留下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总计骨干匪众约6万余人。这些人熟悉军事战略，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作战经验。
第二种是反动封建武装。这些武装力量源自1930年代桂系军阀打着"建设广西"旗号普遍建立的民团。这些民团组织了联防，成为农村政权、财权和兵权三位一体的统治者。在白崇禧实施"总体战"计划后，这些民团被大力扩充，人数达到30万余人。
第三种是惯匪，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另一类是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的人。解放前，广西土匪约有2-3万人，其中骨干3000多人。
这三种土匪武装虽然成分各异，但都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国民党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国民党军政人员为骨干，蒋桂集团为后台。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总人数高达二十余万。
随着解放军主力的转移，这些土匪武装开始从隐藏的山区出动，向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和驻军发动全面反攻。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地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特别是在瑶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等地区，这些土匪武装如鱼得水。他们不仅熟悉地形，还得到了一些地方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使得剿匪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也为后来广西地区持续的匪患埋下了伏笔。
1950年9月的一个深夜，广西云山县城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宁静，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一支由4000余名土匪组成的武装力量正对这座县城发起猛烈进攻。
这支土匪队伍的组成相当复杂，既有白崇禧留下的正规武装人员，也有反动封建武装和惯匪。他们的首领是一名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过营长的军官，此人精通军事战略，且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
土匪们选择在深夜发动攻击，是为了趁守城解放军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拿下县城。他们分成多个小组，从不同方向向县城发起进攻。一部分人负责攻击县政府大楼，另一部分则直扑解放军驻地。
守城的解放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接到警报后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县城中的解放军主要由一个连队和地方武装组成，总兵力不足500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并没有畏缩，而是奋起抵抗。
解放军指挥官当机立断，采取了分散防御的策略。他将部队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把守县城的关键位置。县政府大楼、粮食仓库、通讯中心等重要地点都布置了防御力量。同时，他还派出一支小分队在城内机动，随时支援受到威胁的地点。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土匪们凭借人数优势不断发起冲锋，而解放军则依托工事顽强抵抗。双方在县城的街道上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不绝于耳。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解放军指挥官带领一支突击队，突然从侧翼杀出，打乱了土匪的进攻节奏。这一勇敢的行动使得土匪的攻势暂时受挫，为守城部队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解放军的弹药逐渐耗尽，伤亡也在不断增加。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守军的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危急。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有放弃抵抗，而是决定背水一战。
就在这危急时刻，县城郊外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原来是附近乡镇的民兵得知县城遇袭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起来前来支援。这支及时赶到的民兵队伍给了土匪一记重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喘息。土匪首领很快重整旗鼓，再次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这一次，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对县政府大楼发起了总攻。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守军的抵抗终于被突破。土匪们蜂拥而入，占领了县政府大楼。随后，他们迅速控制了县城的其他重要地点。到9月5日中午，整个云山县城落入土匪之手。
县城陷落后，土匪们立即开始了疯狂的抢掠和报复行动。他们闯入民宅，抢劫财物，殴打无辜群众。一些曾经支持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抓捕，遭受酷刑。县城中弥漫着恐怖和混乱的气氛。
土匪们还占领了县粮仓，将大量粮食装车运走，这对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他们还破坏了通讯设施，切断了县城与外界的联系。
云山县城的陷落给广西的局势敲响了警钟。它表明，尽管大陆已经基本解放，但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像广西这样的边远山区，反动势力仍然具有相当的力量。这些土匪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组织严密，作战能力不容小觑。
更为严重的是，云山县城的陷落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广西全省范围内的土匪活动迅速升级，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匪患。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巨大挑战。
云山县城的陷落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广西全省的匪患迅速蔓延开来。1950年9月中旬，一份来自广西省委的紧急报告揭示了令人震惊的事实：全省102个县中，竟有97个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暴动。这个数字意味着广西省95%的县域都陷入了动荡之中，局势之严峻令人咋舌。
在这97个发生暴动的县中，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县只是零星的小规模袭击，有的县则面临大股土匪的猛烈进攻。以玉林地区为例，当地一支由前国民党军官领导的土匪武装，在短短一周内就先后袭击了陆川、博白、容县等多个县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继云山县城之后，又有13座县城相继落入土匪之手，使被攻克的县城总数达到了14座。这14座县城分布在广西的不同地区，有的位于边境地带，有的则深入内陆。其中，靠近越南边境的那坡县、龙州县、大新县等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土匪最为猖獗的区域之一。
这些被攻克的县城中，有6座县城甚至被土匪控制长达半年之久。在这半年时间里，这些县城完全处于土匪的统治之下。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任命县长、警察局长等官员，甚至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龙州县，土匪们甚至重新开放了赌场和烟馆，使得县城回到了旧社会的混乱状态。
土匪对这些县城的控制，对当地的基层政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新任命的县级干部被杀害或被迫逃亡，乡村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一些地方，土匪甚至对支持共产党的群众进行报复性屠杀，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以横县为例，这个位于南宁东南部的县城在1950年10月初遭到土匪攻击。当时，一支由3000多名土匪组成的武装队伍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县里的解放军和地方武装虽然奋力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迫撤出县城。土匪占领横县后，立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们抓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多名县级领导被杀害。同时，他们还抢劫了县银行和粮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位于桂西北的天峨县。这个县城在1950年11月底被一支1500人的土匪队伍占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支土匪队伍的首领是一名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过团长的军官。他们占领县城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甚至还组建了自己的"县政府"和"警察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利用这套机构对当地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除了对县城的攻占，土匪们还频繁袭击乡村，破坏交通线路和通讯设施。在桂林至柳州的公路上，土匪经常设置路障，拦截过往车辆进行抢劫。有一次，他们甚至劫持了一辆载有重要文件的政府车辆，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泄露。
广西匪患的全面爆发，不仅严重威胁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大量的县城和乡村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农民因为害怕土匪而不敢下地耕种。工商业活动也几乎陷入停滞，经济发展遭受重创。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特别是在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土匪活动的猖獗甚至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平息广西的匪患，成为了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面对广西日益严峻的匪患局势，中央政府迅速做出反应。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广西问题。会议认为，广西的匪患已经威胁到了新中国西南地区的稳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
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一支由精锐部队组成的剿匪大军。这支部队由广州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亲自率领，总兵力达到15万人。其中包括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以及从湖南、广东等地抽调的精锐师团。
同时，中央还任命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全权负责指挥广西剿匪工作。邓小平随即率领一个工作组，于10月中旬抵达南宁，开始全面部署剿匪行动。
剿匪行动的第一步是重新夺回被土匪占领的县城。为此，叶剑英采取了"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策略。他将15万大军分成数个战斗群，分别向不同方向推进。
首先发起进攻的是由第四野战军第12军组成的战斗群。他们的目标是夺回位于桂西北的天峨县城。10月25日凌晨，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成功攻克了天峨县城，击毙土匪首领，俘虏土匪600余人。
天峨县城的收复，给其他地区的土匪以沉重打击。随后，解放军又相继收复了龙州、那坡、大新等县城。到11月中旬，14个被土匪占领的县城全部重新回到人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在收复县城的同时，邓小平还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他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与剿匪。在一些地方，成立了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民兵组织，协助解放军打击土匪。
这种政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当地的苗族群众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民兵队伍，主动配合解放军围剿盘踞在当地的一支大股土匪。经过三天激战，这支曾经猖獗一时的土匪被彻底歼灭。
为了瓦解土匪的力量，邓小平还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宣布对主动投降的土匪实行宽大政策，并承诺给予他们新的生活出路。这一政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桂林地区，就有一支1000多人的土匪武装主动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
然而，剿匪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在桂西南的德保县，解放军遭遇了顽强抵抗。当地的一支土匪武装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采取游击战术，与解放军周旋了近一个月之久。最终，解放军不得不调集重兵，采取"三光"政策，才最终将这支土匪武装歼灭。
在剿匪过程中，解放军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由于广西与越南接壤，一些土匪借机逃往越南境内。为此，邓小平亲自与越南方面进行交涉，最终达成协议，由两国军队共同在边境地区进行剿匪行动。
这次联合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越边境的靖西县，中越两国军队合力包围了一支800人的土匪武装。经过三天激战，这支土匪武装被全歼，有效切断了土匪的跨境逃窜路线。
除了军事打击，中央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措施来巩固剿匪成果。在收复的县城，立即重建地方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拨付专项资金，帮助受损地区恢复生产，安抚受害群众。
在玉林地区，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重建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实施灾后重建计划。他们不仅修复了被破坏的基础设施，还通过发放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当地农民恢复生产。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匪患问题，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广西全面推行土地改革。这项改革旨在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从经济基础上切断土匪的社会根源。
土地改革工作于1951年初在广西全面展开。在改革过程中，大量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从思想上彻底与土匪划清界限。
通过这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措施的综合运用，广西的匪患局势逐步得到控制。到1951年6月，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土匪活动基本平息，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随着中央政府的果断应对，广西匪患逐渐走向平息。1951年下半年，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土匪活动基本停止，仅在一些偏远山区还有零星的小股土匪出没。这标志着持续近两年的广西匪患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平息匪患只是第一步。如何巩固胜利成果，防止匪患死灰复燃，成为了广西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为此，广西省委制定了一系列长期性措施。
首先是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在1952年，广西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复查运动，重点检查前期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次复查，一些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在桂林市郊的一个村庄，当地一个大地主在土改中隐瞒了部分土地。复查中，这些土地被查出并重新分配给了贫苦农民，进一步巩固了土改成果。
其次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在许多曾经被土匪控制的地区，地方政权基础薄弱。为此，广西省委派出大量干部下乡，帮助建立健全基层组织。在南宁市郊的一个乡，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乡村干部，其中包括了多名在剿匪中表现突出的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基层政权的威信。
第三是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广西省政府认识到，只有改善民生，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滋生的土壤。为此，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发展。在柳州地区，政府扶持建立了一批农村小型水电站，不仅解决了农村用电问题，还带动了当地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来源。
第四是加强文化教育建设。广西省委认识到，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是巩固反匪成果的重要手段。因此，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兴办学校，开展扫盲运动。在百色地区，政府甚至派出"扫盲工作队"深入山区，为少数民族群众开办夜校。通过这些努力，广西的文盲率显著下降，群众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
第五是加强民族团结。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匪患中，一些地方曾出现过民族矛盾。为此，广西省委特别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在河池地区，政府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他们在地方政权中占有相当比例。这种做法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感。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巩固了剿匪成果，也为广西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到1953年底，广西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经济建设也开始步入正轨。
广西匪患的平息及其后续措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它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通过成功平息匪患，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这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广西剿匪的成功经验，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反匪斗争提供了宝贵借鉴。特别是"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在随后的西藏平叛和新疆剿匪中都得到了成功运用。
第三，广西匪患的平息，为中越关系的稳定做出了贡献。通过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区的联合剿匪行动，两国建立了初步的军事互信，为后续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广西剿匪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做法，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广西匪患的平息，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广西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边境地区，一些边贸口岸开始兴起，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六，广西剿匪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成为了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例如，在武宣县剿匪中牺牲的年轻干部黄文明，他的事迹被编入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
最后，广西匪患的平息，也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经验。特别是在如何处理阶级矛盾、如何团结教育失足群众等方面，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在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