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苏轼因诗获罪，不幸被贬谪黄州。在黄州，苏轼苦闷过、彷徨过，但最终他超越了自己，从苏轼蜕变成了苏东坡。那么，在这一节中，就让我们走进苏轼的黄州生活。
劫后余生，被贬黄州
从御史台的监狱出来时，苏轼正赶上岁末的最后一天。他长舒了一口气，风雨飘摇的1079年，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就是元旦新年，汴梁城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热闹地欢度新年。但这些繁华和热闹却和苏轼没有太大关系。此时的他，犹如一只惊恐的小鸟，还尚未从监狱的阴暗里走出来。身后官吏的声声催促，也时刻提醒着苏轼，他已经不属于京城。
背上行囊，苏轼回望了一眼繁华的汴梁城，他曾经在这里“春风得意马蹄疾”，曾经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在这里梦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从今往后，这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苏轼匆匆忙忙告别了汴梁城，踏上了去往黄州的路途。这不是他第一次离开京城，但却是最狼狈、最悲情的一次。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出狱，但还是罪臣之身，所获得的自由极其有限，只能在黄州活动。换句话说，就是换了个更大的监狱而已。
既然是另类的监狱，那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地方。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黄州位于今天湖北省的黄冈市黄州区，是北宋的一个十八线小城市，平穷且落后。
对此，有人会纳闷，现如今的黄冈不落后也不穷，怎么在北宋就混得这么差呢？这就要从当时的生产力说起了。北宋是个农业社会，田地多不多，土地肥不肥，产量高不高，直接关系着一个地区的GDP，而黄州的地形，高高低低，很不平坦，还有很多山地，当然不能和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带相比了。所以当时的黄州很穷很落后，不止居民穷，官府也很穷，不然也不能成为罪臣的贬谪之地。
人生就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当年人人敬仰羡慕的大学士，如今却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大瘟神，连出京都无人敢来相送。但唯一值得感慨的，是弟弟苏辙的兄弟之情。
苏辙为了帮苏轼赎罪，自请贬官。在贬谪的路上还特意跑来与苏轼相见，让苏轼的心情缓解不少。苏辙从小和哥哥一起长大，对哥哥太了解了。他一边劝诫哥哥今后一定要谨言慎行，一边担心起哥哥今后的生活问题。
“乌台诗案”前，苏轼一共做了十九年的官。虽然宋朝奉行的是高薪养廉政策，但苏轼天性豪爽，喜好交友，加上性格受老家人及时行乐的影响，所以平日里是个彻头彻尾的“月光族”。因此，为官十九年，依旧口袋空空。这种持家方式，风险抵抗能力极低，一旦家庭发生变故，很难维系生活。
所以，苏轼这次被“裁员”后，经济情况极不乐观，手上的积蓄仅够全家老小生活一年。因为是罪臣，失去了行政资格，所以苏轼也不能继续拿朝廷的工资了，只能领取一份“低保”，但也是杯水车薪。
但苏轼此时却没有想太多，他还沉浸在与弟弟相聚的欣喜中，甚至向弟弟打趣道：“咱们兄弟俩，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同饮着一江水，感觉也很欣慰啊！”。不但如此，他还安慰弟弟说：“今后要是可以安分守己地做个黄州小百姓，也是不错的。”
初到黄州，心灰意冷
话虽如此，但当苏轼真正踏入湖北境地时，还是感觉到了阵阵寒意，残破昏暗的驿所、霉气熏人的味道、万物萧瑟的景象，让一向随遇而安的苏轼，也感到了一种悲凉。这种悲凉，来自千里投荒的无奈，也来自与中原人事相隔的悲怆。
初到黄州时，苏轼的精神状态并不好，御史台的经历还刺痛着他的心。他不敢乱说话、不敢写文章、不敢白天出门、也不敢和亲友通信。他怕再次因言获罪，惹出是非。有人拜托他给徐州的名胜古迹燕子楼写篇文章，一向豪爽的苏轼这次却婉言拒绝，他太害怕了。
那苏轼每天做什么呢？四个字——无所事事，除了吃就是睡，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敢悄悄地跑出去散散步，有时也买杯村酒润润喉。虽然这种酒淡而无味，没什么品头，但苏轼也并不想喝醉，他怕醉了管不住自己的嘴，说了不该说的话，又给自己和朋友带来无谓的麻烦。
如果实在无聊了，他就到江水边和别人比赛打水漂，偶尔在路边凉亭听别人讲鬼故事，或者在江边捡点五颜六色的石头作收藏。总之，就是混迹到人民群众中间，让别人都认不出，他是曾经的那个天之骄子苏轼。
但苏轼毕竟是骄傲的，有段时间他喜欢逛黄州的园子。有一次，他在满束杂花中间，发现了一株海棠花。春风里，那朵海棠对着他嫣然含笑，让他心中十分感动。
原来，当年海棠花是四川独有的花卉，现在黄州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有一株海棠，不得不让苏轼惊喜。他于是联想到自己，如这株海棠一样，以名贵之身，独自居于这蛮荒之地，无人来赏，无人可识。
残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轼的心灵流血不止；无尽的政治放逐，又让苏轼的心理倍受煎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很多人是从周传雄的流行歌曲里知道的“寂寞沙洲冷”，但其实，苏轼才是原作者。而且，与歌手所唱的失恋不同，苏轼的这首词，写满了自己的忧患与心境。
苏轼是读着儒家的圣贤之书长大的，他所接受的教育，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这是一个十岁时，就立志将生命献给苍生的人，如今却因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自由受到迫害。但即便如此，苏轼依旧忠于自己的观念，哪怕被贬黄州，他也绝不人云亦云，与人同流合污。所以，苏轼写下“拣尽寒枝不肯栖”，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然而，苏轼最大的痛苦，是来自时间的压迫。被贬黄州这一年，苏轼刚刚四十出头，这是人生的盛年，正是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可如今，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物质贫瘠的十八线小县城，没有官职，没有实务，每天除了吃三顿饭、睡一宿觉，就再也没有其它事情可做，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白白逝去。这对于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是莫大的惩罚。
那时，他常常坐在江水边，望着涛涛逝去的江水，独自发呆，暗自感怀。苏轼的内心是痛苦的，他在《西江月》里写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要知道，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甚至终生不得起复，这就像一场无期徒刑，逝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这个天才和贤者的心灵折磨，所以苏轼的内心无比痛苦。
凤凰涅槃，东坡新生
不过，人经历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苏轼少年得志，前半生顺风顺水，并没有受过太大的挫折，因此常常恃才自傲，因言失人。
比如，苏轼很喜欢给朝中官员起外号，这虽然体现了他的幽默，但到底是不讨喜的。再比如，苏轼常爱讥讽时事，可他的言论，就相当于当时的网络超级大V，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这动不动就讥讽两句，任是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也得烦躁一会儿。更不要说苏轼有时意气用事，写文章口不择言，惹下的祸患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年轻时的苏轼实在是太过天真烂漫，如果任由这种性格和行事风格发扬下去，他总有一天会闯出弥天大祸。所以，这一记敲打，给苏轼的人生上了很关键的一堂课，惊醒他要谨言慎行，保护自己。
此外，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得失。苏轼在黄州虽然政治和生活上都很不得意，但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超脱，写出了人生中最好的诗文之一。
而之所以能做出这些好的诗文，一方面，在黄州时，苏轼因为无所事事，所以有了时间亲近自然。他原本就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青年，天性中对自然万物具有亲切感，所以看到月亮，可以写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看到鸟儿雪地留印，可以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但是自从做了官，苏轼天天被公务缠绕，很少有机会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天赋里的艺术气质，几乎都被埋藏了。但现在好了，朝廷什么也不让自己干，时间“富得流油”，只好亲近自然。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苏轼也能从容地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他尘封的灵性，也渐渐觉醒。
另一方面，苏轼后期的诗词文章常常充满哲学意蕴，也与此时的历练密切相关。经过在黄州这几年的陶养，苏轼从痛苦中体验出别样的智慧，最终消解苦痛，寻求到心灵的宁静。
从此之后，苏轼的思想境界，大为不同。于是就有了苏轼的三游赤壁，有了冠绝千古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赤壁赋》里，苏轼明白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不可强求。但是除了那些令我们烦恼和困顿的事物之外，世间还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天地赠予我们的无穷宝藏，我们徜徉其中，自得其乐，未尝不是另一种幸福。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态度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再惶恐，不再焦灼，不再苦闷，不再彷徨，他和过去的一切不如意握手言和，和苦闷压抑的自己轻声和解，他开始专注自我，热爱生活。
所以，当没有饭吃时，他在黄州开垦天地，自力更生，还给自己起名“东坡居士”，成为热爱生活的东坡老农，一口井的发现，都足以让他欢欣雀跃。当没有肉吃时，他化身超级食神，将最便宜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味道。他是一流的做鱼高手，创制了“奶汁鲫鱼汤”的做法。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把黄州“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中华名菜“东坡肉”。
朝廷不给头衔，不给权力，但一样可以为民做事，他在黄州利用个人影响力四处奔走，让政府为养不起孩子的家庭赠予一年的口粮，让那些原本可能被遗弃的婴儿，得以在世间存活下来。
此时，苏轼开始以一种超脱旷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的风雨，哪怕躬耕归来，不幸在雨中被淋成落汤鸡，他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他“回首向来萧瑟处”，发现一切也不过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句话，千百年来也打动了无数的天涯失意人。人生纵有万般不如意，但当我们默然回首，何尝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一刻，苏轼彻底和自己和解，从此，焦灼的苏轼不见了，旷达的苏东坡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