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袁世凯在，阎锡山送父亲去当人质；袁世凯死，阎氏立即扩军15倍
引言：
民国初年，北方军阀此起彼伏，其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起初只有区区两千兵力，却在短短数年间发展成为拥兵30万的一方诸侯；他表面恭顺，实则暗藏锋芒；他不惜将亲生父亲送往北京为人质，却在时机成熟时迅速崛起；他表面对袁世凯俯首帖耳，实则暗中培养大批军事骨干。这个人就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究竟是什么样的机遇与谋略，让这位＂山西王＂能够在乱世中稳操胜券？他又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将军队扩充了15倍之多？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示弱求存：韬光养晦的生存策略
世人皆知阎锡山是＂山西王＂，却不知他在辛亥革命之初，手中竟只有两标新军，不足两千人马。1911年冬，当各省纷纷响应武昌起义时，太原新军将领们联名推举阎锡山为都督。这位新任都督面对的，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困境。
北有袁世凯的北洋劲旅虎视眈眈，南有革命党人的势力此消彼长。阎锡山深知，若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必须拿出让袁世凯信服的诚意。1912年春，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往北京。
那一天，阎书堂登上了北上的马车。街边的百姓不解：一位封建家族的长者，为何要去京城寄人篱下？其实这正是阎锡山精心设计的一步棋。他深知袁世凯最看重什么——＂忠诚＂的表现。送父亲为质，这在当时的军阀政治中，无疑是最大的投名状。
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阎锡山还不惜重金求教于北洋重臣。当时的北洋军政要员梁士诒就收到过阎锡山送来的珍贵古董和字画。阎锡山更是拜北洋军阀段祺瑞为师，每逢节庆必定送上厚礼。
这还不够。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阎锡山做出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举动。他开始清剿山西境内的革命党人，其中不乏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一决定虽然让他在革命党人中声名扫地，但却获得了袁世凯的高度信任。
正是这种种表态，使得阎锡山成为二次革命失败后，极少数能够保住都督位置的人物之一。在其他省份都督纷纷被革职之时，阎锡山不仅保住了位子，还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
1914年春节，袁世凯在北京设宴，特意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安排在上座。席间，袁世凯当众称赞道：＂阎都督治理山西，确是难得的人才。＂这句话传回太原后，让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更加稳固。
但在这表面的恭顺之下，阎锡山却在暗中谋划着另一番事业。他开始注意到，单靠示弱求存并不能保证长久的统治，必须要有真正的实力。于是，一场秘密的军事人才培养计划，在山西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
二、暗度陈仓：潜在实力的积累
表面上的示弱背后，阎锡山在山西默默进行着一场军事教育革新。1914年初，一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事人才赵戴文回到太原。阎锡山立即任命他为山西将校研究所所长，这个看似普通的人事任命，实则开启了晋军现代化的序幕。
山西将校研究所设在太原城南的一处院落内，从外表看来毫不起眼。但就是在这个地方，阎锡山集中了100多名从各部队精选出来的军官进行培训。这些军官白天研究战术，晚上钻研兵书，每周还要进行实地演练。赵戴文将日本陆军的训练方法与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训练体系。
1915年春，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教育机构——军事教育团在太原城西成立。这个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面向现役军人，还向全省招收知识青年。当时的招生简章写道：＂凡年满18岁，身体健康，具有高等小学以上学历者，均可报名。＂这一做法打破了传统军事教育的壁垒，为晋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军事教育团的训练极为严格。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先是两个小时的体能训练，接着是军事理论课程。下午则进行实战演练，每周还要组织一次野外拉练。教官们除了教授军事技能，还要求学员学习文化课程，包括历史、地理和基础数学。这种全方位的培养模式，使得军事教育团的毕业生不仅精通军事，还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1916年底，军事教育团已经培训了超过一千名学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晋军扩军的骨干力量。但阎锡山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军事人才培养计划。
1919年6月，商震被任命为山西学兵团团长。这个机构的规模更大，培训对象则是基层士兵中的优秀分子。商震引入了更加系统的训练方法，将学员分为步兵、炮兵、骑兵三个专业，进行为期半年的专门训练。
值得注意的是，学兵团的训练不仅限于军事技能。每个学员都要学习基本的文字读写，掌握简单的账目管理。这些看似与作战无关的技能，却为日后晋军的快速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20年底，学兵团已经培训了6000多名基层军事骨干。
这些军事教育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将校研究所培养高级军官，军事教育团培养中级军官，学兵团则负责基层军事人才的培养。这些机构像一座座＂军事大学＂，源源不断地为晋军输送着合格的军事人才。
在袁世凯统治的最后几年，这些军事教育机构始终保持着低调运作的状态。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知道山西在进行军事教育，但由于规模不大，加上阎锡山在其他方面表现出的＂恭顺＂，并未引起太多注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而此时，一支训练有素的军事骨干队伍已经在山西悄然成型。
三、兵源扩充：从两千到三十万的跨越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逝世。这个消息传到太原时，阎锡山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当天下午，一份《山西军备整顿方案》就被紧急拟定。这份方案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扩军。而这场扩军行动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军阀混战时期都堪称罕见。
扩军的第一步是从民间征召兵源。阎锡山采取了一个独特的办法：以县为单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兵额。每个县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征兵任务，但征召对象必须是＂品行端正，身体强健，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青年。这种方法确保了新兵的基本素质，同时也避免了强征壮丁可能引发的民怨。
1916年秋季，第一批新兵开始集中训练。阎锡山将此前在军事教育团和学兵团培养的骨干力量派往各个新兵营，担任教官。这些教官不仅传授军事技能，还要负责新兵的思想教育。每个新兵营都设立了识字班，要求所有不识字的士兵必须参加学习。
扩军的第二步是装备补充。1917年初，阎锡山派出多个采购团，分赴天津、上海等地购买军火。当时的山西虽然财政并不富裕，但阎锡山却在军费开支上毫不吝啬。仅1917年一年，山西就从日本购入了5000支步枪和50门野战炮。
同时，阎锡山还注意到了本地军工业的发展。1917年夏，他下令在太原郊外建立弹药厂。这个厂子虽然规模不大，但每月可以生产10万发子弹，为晋军的弹药补给提供了重要保障。
1918年是扩军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阎锡山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征兵方式：允许地方豪绅自行组织部队，但必须接受晋军的统一指挥和训练。这个政策立即得到响应，仅太原周边就有十几支民团改编为正规军队。
到1918年底，晋军的总兵力已经突破10万人。这支军队被组织成五个军，每个军都配备了完整的步兵、炮兵和辅助部队。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队都经过了系统的训练，作战能力远超一般的地方武装。
1919年，阎锡山又开创了一项新制度：将军队与地方行政结合。各县都设立了军事办事处，负责征兵、补给和军需后勤。这种制度使得军队的补充和维持变得更加便利。同年，晋军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
1920年，阎锡山实施了最后一轮大规模扩军。这次扩军的特点是注重技术兵种的建设。他专门从日本聘请军事顾问，帮助组建炮兵团和工兵营。同时，还在太原建立了军用无线电台，大大提高了军队的通信能力。
到1920年底，晋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0万人。这支军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更重要的是，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经过了系统的军事教育，形成了一支具有现代军事素养的劲旅。
从1916年的两千人到1920年的三十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是一整套完备的军事体系的建立。这支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四年间完成的。
四、经济支撑：军费从何而来
军队的扩充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1916年至1920年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了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政策，为军队扩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首先是盐税改革。1917年2月，阎锡山在山西全境实行盐业专卖。他在太原设立盐务总局，在各州县设立分局，实行统一购销。这一政策立竟见效，仅1917年一年，盐税收入就达到200万银元，比此前增加了一倍多。
盐税之外，阎锡山还看中了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1917年夏，他下令对全省煤矿进行清查登记。在大同、阳泉等地的大型煤矿，实行官商合办的形式；对于小型煤窑，则采取征收矿税的办法。这项政策使得山西的矿产收入在1918年达到了350万银元。
1918年初，阎锡山又推出了一项创新性的政策：成立晋省银行。这家银行不仅经营存贷业务，还发行晋钞。晋钞的发行采取了特殊的保值措施：规定必须以现银作为准备金，准备金比例不得低于发行额的40%。这种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晋钞在当时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环境下，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信用。
农业税收也是重要的财源。阎锡山在保留原有田赋的基础上，创立了＂农业基金＂制度。各县按照耕地面积征收一定比例的农业基金，这些资金专门用于军队建设。1919年，全省农业基金的收入达到了150万银元。
商业方面，阎锡山采取了扶持与征税相结合的政策。他在太原设立商业总会，对全省商业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对大宗商品征收统捐，但税率较为温和，以保证商业活动的活跃度。1919年，商业税收达到180万银元。
1918年下半年，阎锡山还开创了一项独特的融资方式：发行＂建设公债＂。这种公债面向全省民众发行，承诺年息8厘，并可用于抵缴税款。由于信用有保障，这次公债发行十分成功，共筹集资金300万银元。
为了确保军费开支的透明度，阎锡山在1919年成立了军需监理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军费的收支稽核，每月都要向省政府提交详细的收支报告。这种制度化的管理，使得军费使用更加规范和高效。
到1920年，山西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1200万银元，比1916年增长了近5倍。这些收入中，约有70%用于军事支出，为晋军的快速扩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的理财之道并非单纯的征税敛财。他采取的是一种平衡发展的策略：一方面加强税收，另一方面也注重发展地方经济。例如，他在征收矿税的同时，也投资修建了多条运煤铁路；在征收商税的同时，也采取措施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商业发展。
这种经济政策的成功，不仅为军队扩充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使得山西在军阀混战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晋军能在短短几年间实现15倍扩张，却没有造成财政崩溃的重要原因。
五、一展实力：晋军的首次亮相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这场北洋军阀内部的重大冲突，为晋军提供了展示实力的舞台。7月16日，阎锡山接到段祺瑞的求援电报。此时的晋军已经完成了四年来的扩充和整训，具备了参与大规模战役的能力。
7月18日，晋军第一军、第三军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这支由6万人组成的部队，装备了200门火炮和300挺机枪，是晋军首次在山西境外的大规模行动。行军途中，晋军表现出了极强的纪律性。每到一处，都按规定支付粮食和住宿费用，不扰民、不抢掠，这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实属罕见。
7月25日，晋军抵达石家庄。此时直军主力正在徐州一带与皖军激战，石家庄地区防守空虚。晋军采取了＂三路推进＂的战术：第一军沿铁路南下，第三军分成两路，分别向东、向南推进，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
7月27日，在位于石家庄南郊的一场遭遇战中，晋军展示了其过硬的军事素质。当时，驻守在此的直军一个旅试图阻击晋军前进。晋军第一军先以炮兵压制敌方阵地，随后步兵分批次展开进攻。整个战斗过程井然有序，显示出系统训练的成效。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直军旅溃退，晋军仅用了半天时间就突破了石家庄防线。更重要的是，晋军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战术素养引起了各方注意。他们不是传统的冲锋陷阵，而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协同作战方式。
8月初，晋军继续南下，准备同皖军主力会师。在行军途中，晋军的后勤保障系统也显示出其独特之处。他们建立了完整的补给线，每50里设立一个补给站，确保前线部队的弹药和粮食供应。这种科学的后勤体系，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是不多见的。
8月5日，在河南境内，晋军与皖军主力胜利会师。双方随即展开了对直军的围剿战役。在这场大规模会战中，晋军负责侧翼包抄，配合皖军主力的正面进攻。整个作战过程中，晋军表现出色的协调能力，与皖军的配合十分默契。
8月中旬，直皖战争进入尾声。虽然最终皖系在战争中失利，但晋军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却给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们表现出的纪律性、现代化的作战方式以及完善的后勤体系，都证明这支军队已经完成了从地方武装到现代化军队的转变。
战后，各方对晋军的评价都很高。日本驻华武官在报告中称：＂晋军可与北洋主力军队相媲美。＂英国观察员则评价说：＂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军队，与一般的军阀部队有着本质区别。＂这些评价印证了阎锡山四年来军事改革的成效。
从1916年开始的军队整编，到1920年直皖战争中的首次亮相，晋军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转变。这支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更在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次亮相，也标志着山西在军阀混战时期开始具备了更强的军事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