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秋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被敌军抓捕，为了能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情报，敌方给身在牢房里的任弼时上了电刑，为了解救任弼时，陈赓找到一位国军要员，他也是国民党驻扎在上海的特派员。

这位国军要员得到消息后，立刻出面设法营救任弼时。

21年后，这位曾经解救过任弼时的国军要员被抓捕，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后，他被定了罪，在最后的宣判时刻，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高呼：“我和陈赓关系不一般！”

这位国军要员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同他站在对立面的任弼时呢？他和陈赓之间的真实关系又是什么呢？

1928年初夏的一天，陈赓坐在岸边的凉亭里，从他的神情上来看，似乎是在等着什么人的到访。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子迈着急促的步伐走到陈赓面前，男子朝着陈赓微微一笑，除此之外，再无他话，陈赓对着男子点点头，然后转身带他登上早已经等候多时的一艘游艇上。

这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风平浪静，这艘游艇缓缓朝着黄浦江驶去。

这位和陈赓接头的男子，名叫杨登瀛，他这次找陈赓是为了诉苦，这是为什么呢？

1926年，杨登瀛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人，最开始，陈养山算是杨登瀛的学生，他俩相识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陈养山想学习日语，而杨登瀛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学生。

经过一段时间后，杨登瀛和陈养山之间多了一层朋友关系，友谊的基础是信任，他们两个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得知陈养山是共产党员后，杨登瀛没有任何异常反应，不但没有过问过陈养山的行踪，反而会将自己的行踪告诉他。

杨登瀛的学历高，人脉广，接触的圈子也很广泛，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陈养山解决一些棘手难题。

从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杨登瀛对共产党是不排斥的，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杨登瀛会说他跟陈赓关系不一般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8年，陈养山在浙江参与农民运动失败后，逃到了上海，一时找不到落脚地的陈养山想到了身在上海的杨登瀛。

陈养山的突然投靠并没有惹得杨登瀛反感，反而得到了杨登瀛的热情接待。

“马上就要春节了，现在给你找住的地方也不是很方便，你就暂时住在我家里吧，这样我们春节的时候还可以聚一聚。”

就这样，陈养山便住到了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去。

春节过后，杨登瀛和朋友杨剑虹等人讨论起关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成立调查科一事，这次要用中央党部的名义在上海筹建一个调查机构，他们想让杨登瀛参加办案。

对于朋友的邀请，杨登瀛很犹豫，他这个朋友手里掌握着实权，如果不答应，自己很可能会遇到未知的危险，如果答应，那很可能会跟共产党结下梁子，他有很多朋友都在共党里面，这可怎么办呢？

经过深思熟虑后，杨登瀛还是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共党朋友陈养山，目的是想通过陈养山试探一下共党那边的意见是什么。

陈养山和杨登瀛是多年朋友，面对他的坦然，陈养山感到很意外也很激动，尤其是对于杨登瀛愿意分享对方情报一事感到兴奋。

我党想要在敌人统治区生存，必然要打好隐蔽战线的斗争，杨登瀛的出现，是为我党带来优势。

得知杨登瀛的想法后，陈养山立刻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此事。

这份报告最终被交付到周总理手中，周总理对杨登瀛的了解还不透彻，所以眼下并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信任这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哪方面考虑，杨登瀛都是难得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总理建议由陈赓负责与杨登瀛单线联系。

上文中提到杨登瀛和陈赓见面是为了诉苦，他有什么难题需要陈赓帮他解决呢？

这次见面，杨登瀛主动跟陈赓提起他同杨剑虹的朋友关系，包括杨剑虹希望他可以参与国军办案一事，也向陈赓诉说了自己身不由己当国军特务的苦衷。

闻言，陈赓拍着杨登瀛的肩膀劝慰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是理解的，我也清楚你的为人，在你跟杨先生工作的同时，我也希望你可以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等司令部建立起关系、最好可以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要想打入敌人的侦探机关，上海这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事后的后续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能让杨登瀛顺利展开工作，陈赓为杨登瀛准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金，为了他的行动方便，陈赓特意向周总理请示，希望可以给杨登瀛买辆车用。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表示十分赞同，周总理说：“杨登瀛现在是在为我党做事，给他买汽车是应该的。”

为了能及时得到杨登瀛手上的情报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保护他，陈赓又特意派连德生以保镖的身份跟在他身侧。

连德生是浙江人，虽然从小家里就很贫穷，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再加上曾经为了谋生做过生意，所以他头脑灵活，胆大心细，还可以非常自如的应对各种复杂环境。

连德生是目前陈赓能为杨登瀛找到的最合适、最匹配的助手了。

193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抓到公共租界，由于之前杨登瀛听了陈赓的话，提前打通好公共界巡捕房这一块，所以在营救任弼时的时候就简单很多。

杨登瀛找到同他关系密切的兰普逊。

“老兄啊，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我的手下被抓了，你帮忙想想办法吧！”

兰普逊当下并没有完全相信杨登瀛的话，但是碍于他们关系好，兰普逊也愿意出面帮他，毕竟这次帮了他，就意味着杨登瀛欠了他一份人情，将来如果自己有事儿，也可以开口让杨登瀛帮忙，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不会亏的。

除了解救任弼时之外，兰普逊还“帮过”一次大忙。

那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后，他手中的机密文件被公共租界巡捕夺走了，由于兰普逊不认识中文，所以只能找到自己信任的杨登瀛翻译。

那个时候，杨登瀛身边有我党的刘鼎在身边，刘鼎精通英文，他阅读了文件后给兰普逊进行了翻译：“这些文件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手稿罢了，没有什么重要内容在里面。”

由于刘鼎是杨登瀛身边的人，所以兰普逊毫不怀疑的相信了他的话，这才保住了这份机密文件。

那些年，杨登瀛的卧底工作开展的相当自如，是顾顺章叛变被捕后，事情的走向才出现了转折。

顾顺章知道我党大量秘密，这其中就包括杨登瀛是双面特工一事。

为了保护杨登瀛，陈赓不顾危险找到杨登瀛，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透露给他，叫他尽快找地方避难。

陈赓这一举动彻底感动了杨登瀛，没想到的是，杨登瀛还是被国民党给抓走了，国军对他进行了严厉拷问，杨登瀛什么都没有说，最后国军没办法又把他给放了。

经过这一遭后，杨登瀛在国军的地位出现急速下滑，他的生活也渐渐变得窘迫，由于杨登瀛身份特殊，想要活命就必须选择低调的生活方式，经过一番思考后，杨登瀛在南京街道上摆了小摊做生意。

就在杨登瀛以为自己过上安稳生活后，他又被抓捕了，这一年是1951年。

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详细调查，得知他曾跟国民党有不可开脱的联系后，便打算定罪。

就在宣判的时候，杨登瀛第一次对着法官说出实情，他高呼：“我跟陈赓关系不一般，他可以为我作证！”

闻言，法官两次给陈赓发函，希望可以证实杨登瀛的话是真话。

得知此事后，陈赓立刻出面给杨登瀛做证明，证明他是我党的人，之前跟国军有交际，也是为了给我党、人民做事。

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也被顺利放出来了。

那天，杨登瀛见到了久违的太阳，他突然想起自己20多年前跟陈赓说过的一句话：“我信任你，不管未来如何，我都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事实证明，他这句话没有说错，陈赓这个人值得他的信任。

至于杨登瀛为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也都被人民铭记于心，感恩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