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希腊，是民主政治的摇篮，独特的城邦制度，加速了民主政治的产生，但是在民主政治出现之前，希腊也有着被少数贵族所统治的专制时期。专制统治之下，希腊追求财富的风气盛行，统治者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便开始压榨平民，自然引起了平民的不满，原本隐藏在社会之中，并不明显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了起来。
随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在民间宣传，希腊城邦之中，兴起了反对贵族专制的思潮，要求贵族与百姓一样，要服从统一的规章制度，即法律的雏形。唯有如此，才能彻底的解决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差距。在诸多的城邦之中，雅典最先实现了这一目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诞生，必然有其先决条件，那就是经济的发展。雅典四周沿海，并由此发展出了航海贸易，海外贸易的发展，活跃了雅典人的思想，使得雅典人的思想意识进一步解放，海外贸易的进行，使得部分雅典人谋取到了利益，赚到了大比的金钱，富足起来的人民，开始渴求政治地位，不满被贵族所统治，于是旧的制度开始瓦解，民主政治诞生。
在希腊人的眼中，人便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物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雅典人很早便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乃至人与宇宙的关系。思想的活跃与解放，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杰出政治家的贡献，也大大加快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建设，比如梭伦改革，与克里斯提尼改革。
一、地域改革
在地域改革这一方面，以血缘为关系而形成的四个部落被取缔，建立了十个新的部落，而这些新的部落，不在以血缘为纽带，是以地域做划分的。根据城区、沿海和内地三个不同的地域，雅典也被分为了三个大的部分，各个部分再进一步细分，细化出了十个小的部分，称为三一区。三一区并非是最小的单位，在三一区之下，更是分化出了自治的村社，称之为德莫斯。如此一来，没有了血缘关系的部落，也就无法形成其各自的势力，威胁城邦的安定。
成为了德莫斯成员后，其资格是可以在父子之间传承的，如此一来，政府权力，便可以一直掌握在当地人民的手中。同时，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之下，贵族与平民被一同编入了德莫斯之中，贵族不在有凌驾于平民之上的权力，平民的利益得以保障。另外，改革赋予了德莫斯人民“公民”的权利，公民权的判别，由氏族转向了地域。
在梭伦改革之中，没有涉及到地域问题，仍然保留了四个部落与部落王。联系德莫斯与部落的是三一区。克里斯提尼根据地域的不同，将全国分为三大区域，每一个区域再下分十个三一区，包含一个或多个德莫斯。根据三一区的组成和德莫斯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三一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就其作用而言，它在日常事务的组织方面只起很小的作用。
二、五百人会议与十将军委员会
“四百人会议”是梭伦在位时期的理事机构，但这种处理政事的方式有很多的弊端，克里斯提尼对此进步改革，开创了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规定，每次召开会议，各部落派出五十人参与，而且参加会议的议员，除了预定的人选之外，其他的都由抽签随机选拔。每位议员的在职时间只有一年，如此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公民参政的程度。提高了公民的地位，使得贵族成员无法独揽政治。
对于雅典的平民来说，“将军”这一职位，是遥不可及的，只有部落的首领才能担任，而克里斯提尼执政时期，则是创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在这个制度之下，“将军”不再是部落首领的独有，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推举，进而成为“将军”，这些选拔出来的将军，权力也不再是无所制约的了，他们行使权力要向公民大会负责，并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
因为有十个部落，所以“将军”也有十个人，这十位将军没有高低之分，他们的权力的相同的，平日里按顺序依次执政。与外邦作战时，十将军还要担任起统帅城邦的军队，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任务。随着十将军委员会的设立，城邦内的立法权转交到了公民大会手中，由人民立法，取代了执政官的地位，进一步落实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进一步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完善。
三、防止僭主的政策——陶片放逐法
在梭伦改革时期，规定了在贵族会议之中，对于想要以阴谋手段推翻国家的人，可以进行审判，而且法律明文规定，若是在城邦之中有权力斗争发生，城邦内的公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要加入一方势力之中，否则将会剥夺身为公民的权利。这种规定看起来是给予了公民参与政事之中的权力，但实际上权力仍旧掌握在贵族手中，公民只是获得了参与权，并没有做出决断的权力。
克里斯提尼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的制度，规定公民大会在第六个议事月觉得是否实行放逐，并在第八个议事月召开公民大会，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放逐的对象。如此一来，放逐与否，都有公民大会的投票来决定，将原本掌控在贵族手中的决断权下发给了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提尼在制定陶片放逐法时，充分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每个人在每次决议之中，只能投出一票。为了维持投票的公正性，在投票表决期间，有着严格的秩序，防止拉帮结伙，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
与先前的判决方法相比，陶片放逐法的生效人，只有被放逐者一人，不会牵连到他的亲人、家族以及政治盟友，单独放逐的方式取代了原本的大规模镇压，无疑是一种进步，避免了因为放逐个人，造成大规模骚乱情况的发生，维护了城邦的稳定。而且被放逐者在放逐期间，其公民的地位只是被暂时剥夺，放逐结束后，会再度恢复，更加的民主化。
四、陪审法庭、执政官和公民大会
陪审法庭制度是由梭伦所创建的，被亚里士多德评价为雅典最具有民主特色的措施之一，不过在梭伦执政时期，陪审法庭不过是徒有虚表罢了，偌大的一个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向上递交诉讼，真正拥有审判权力的机构，依旧是由贵族所组成的贵族议会。克里斯提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位期间，剥夺了贵族议会进行审判的权力，重新赋予到了陪审法庭之上。
经过梭伦改革之后，执政官一职位，已然打破了由贵族垄断的局面了，转而是对前两个阶级的公民开放，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也是如此。不过克里斯提尼进一步改革了执政官的选举方式，由公民大会投票选举，减少了贵族的可操控性。虽然执政官的候选人仍是由部落推举而出的，但是因为部落的数量增加了，候选人的数量，自然而然也随之增加了，这便使得公民入选的机会，大大增加了。而且在克里斯提尼时期，执政官的权力并不是没有制约的，他还要受到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的监督。
公民大会制度在雅典早已设立，但一度被废止，直到梭伦执政，才被重新恢复，公民大会，顾名思义，是由公民参与的，公民大会的再度启用，本应是可以提高公民的参政程度，不过梭伦虽然恢复了公民大会，但是并没有给予公民大会实质性的权力，梭伦在位期间权力依旧在贵族议会的手中。克里斯提尼执政时，不仅恢复了公民大会原本的权力，还进一步的扩大了公民大会的规模，增加了参议人数，使得更多的公民可以参与到政事之中。
评价
梭伦改革的改革，是维护平民利益，削减贵族权力的首次尝试，是雅典城邦在向民主化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在梭伦改革的种种举措之下，雅典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大幅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上的准备。梭伦的改革，打破了贵族转专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平民部分权力，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绝大部分公民的社会地位以及公民权力。
在梭伦的改革之后，大部分的公民摆脱了被贵族奴役的局面，削弱了贵族的势力，维护了城邦的安定。但是梭伦的改革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根据公民的收入，将公民分为了四个阶层，绝大部分的社会职位，只对前三个阶层的公民开放，收入低下的第四阶层，仍旧没有社会地位，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
而克里斯提尼改革，则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弥补和发展了梭伦改革的不足之处。梭伦没能肃清的氏族制度，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之下不复存在，雅典由氏族统治阶段，彻底的进入到了国家统治之中。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彻彻底底的消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差距，在克里斯提尼的政策之下，贵族与平民一样，都要遵守城邦的法律，平民也可以无条件的参与到城邦的政事之中，为城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贵族想要参政，也要走与平民一般的规章流程，再无特权可言，所以说，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标志，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
参考文献：孙道天《古希腊的遗产》、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