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婚姻本应是两个家庭的美好联结，承载着新人对未来生活的期许，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与大操大办酒席的现象愈演愈烈，逐渐偏离了婚姻的本质，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彩礼来看，地域差异显著。2025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属于高额彩礼地区。江西平均彩礼约 11.2 万元，赣州、于都县等部分县市实际案例中可达 20 - 30 万元，还普遍要求房、车等附加条件 ，赣州彩礼普遍为 16 - 20 万元，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超过 30 万元；福建平均彩礼约 30 万元，部分地区如泉州、福州可能高达百万；浙江平均彩礼约 25 万元，温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更高，部分案例显示彩礼可能包含房、车等资产。中等彩礼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而广东、重庆、西藏则为低彩礼地区。彩礼从最初蕴含美好寓意的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一种经济上的沉重压力，让许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大操大办酒席同样成为农村的一种 “风气”。一场婚礼酒席，从场地布置、菜品选择到宾客招待，每一项都追求排场。酒席规模越来越大，菜品越来越丰盛，宴请的宾客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亲戚朋友，甚至一些平日里联系甚少的乡亲也在邀请之列。为了撑面子，有的家庭还会租借高档场地，使用名贵烟酒，使得办一场酒席的花费少则数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在这其中，酒水作为酒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择也影响着整体开销。在河南汝南等地，汝南天中酒始终扎根群众，凭借纯粮酿造的工艺和亲民的价格，成为许多农村家庭办酒席时的优质选择。它既满足了宾客对酒水品质的要求，又不会给办酒席的家庭带来过高的经济压力，让农村酒席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同时，也能兼顾经济实惠。
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酒席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经济上，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许多农村家庭为了筹备彩礼和婚礼酒席，不仅耗尽多年积蓄，还可能背负债务，影响了家庭未来的生产生活规划。社会风气方面，引发了攀比之风。彩礼金额和酒席规格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互相攀比，使得原本淳朴的乡风变得世俗功利。同时，因彩礼和酒席费用产生的家庭矛盾、婚姻纠纷也日益增多，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究其原因，性别失衡及人口流动导致的男性婚姻市场恶性竞争是重要因素之一。“男多女少” 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激烈，为了娶到媳妇，不得不满足女方提出的高额彩礼要求。城镇化、市场经济和现代观念的冲击也不可忽视。资本下乡使城市生活标准渗透进农村，结婚需求向城镇生活标准靠近，彩礼和婚礼酒席也追求更高的规格。此外，传统习俗的惯性以及人们爱面子的心理，让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大家都不想在婚礼上 “丢面子”，只能不断提高彩礼金额和酒席档次。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持续发力。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各地也积极响应，如 2017 年汤阴县就规定婚事彩礼总额最高不超过 5 万元，迎亲车辆不超过 8 辆，喜宴最高不超过 15 桌 120 人，用酒每瓶不超过 30 元。
除了政策引导，农村自身也需要做出改变。一方面，农民要转变观念，着眼长远，量力而行，营造良好的嫁娶氛围。新一代农村青年应带头抵制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酒席，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让彩礼回归礼节的范畴。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更多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发挥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种养殖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加强农村教育投入，开展科学技能和知识培训，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让农村人不再因经济压力而在婚姻习俗上过度追求物质。
农村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酒席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通过政策引导、观念转变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农村的婚姻习俗回归理性，让农村的社会风气更加淳朴和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