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为何要搞大生产，毛泽东指三条路；凌晨四点就上山；六旬老人谢觉哉也有生产计划

1939年3月6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决定停课一周加紧开荒。

冼星海也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来，每天标准的状态是，“四时起去开荒”，“……我们爬了几座山，然后到目的地，分三人一轮的开荒……”

当然，延安“礼遇”鲁艺师生，每天只需开荒半天，而陕公、抗大都是一整天。

抗战延安，军人挑粪种菜

按塞克的说法，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早有谋划，最先公开提出是在1938年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上。

为什么要实行大生产运动？因为国民党和日寇想要困死、饿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陕北本来就粮食产量不高，农民不堪重负。

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毛泽东给当时延安的党政军负责人高岗、林伯渠和肖劲光摆了三条路：第一不干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共渡难关。

毛泽东幽默风趣的一番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的心。三人不约而同地说，当然选第三条路。于是，大生产运动在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各个根据地和大后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每人扛着锄头，走上‘前方’……大家都兴奋得毫不迟疑地开始把锄头一下掘到地里去。泥土翻开来，溅着我们全身，我们就真像一个农民似的直着眼笑起来。”然后，每天都等着劳动“战报”的刊出，“争看谁坐了‘飞机’，谁坐了‘乌龟’”。

在青年作曲家马可眼中，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都争先恐后。也许很多人不相信，当时延安规定，每天工作11个小时，7个小时上班，2个小时学习，2个小时劳动。实际上，延安军民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超标。

抗战年代，延安军民开荒剪影

机关、学校，领导、干部、士兵和农民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种地、纺纱、捻毛线，所有人都至少得选一样，连毛泽东、朱德等日理万机的领袖都在报纸上公布了自己的生产计划。

边区副参议长、年过六旬的老人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绝对称得上是个经济里手，他也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他1944年为自己制订的生产计划，可谓非常详实可行，体现了节流开源并重的原则。

节流方面，他决定将公家配属给自己的两匹马加入公用队伍，全年有10个月用作生产，一年可节约细粮30石；每月十盒待客纸烟他不要，可节约4万元，约合2石细粮；穿的除衬衣外，衣服、鞋子和被单都不领。

开源方面，种地一分，种茄子、西红柿各20株，秋白菜百棵，约值5000元；晒腌小菜百斤，价值约合15000元。当时延安每户窑洞前后，都有一两块菜地，这是大生产运动的真实写照，更是丰衣足食的需要。

边区文协负责人丁玲也在窑洞口种了菜，她的房间还有一架纺车，每天可纺纱2两，每月收入折合法币700元，作为零钱来改善生活。

抗战年代，延安男男女女都纺纱，萧劲光参观检查

面对国民党和日军的严密封锁，及其不择手段地抢购根据地的物资，延安等抗日根据除了实行大生产运动以增加粮食自给率之外，还加强了管控，严禁粮食运出根据地，不允许用粮食酿酒。

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已见明显成效，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困难局面大有缓解，毛泽东欣然为大生产运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这一年里，谢觉哉欣喜地看到，“今年生产热潮，许多机关或个人都有钱了”，延安军民纷纷用钱买物品，有的消费，有的贮藏，导致市面交易非常红火。

贰：陈伯钧旅因生产任务完成不好，挨贺龙批；旅直军人合作社因投机亏损严重，王震发飙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即便到了1944年，陕甘宁边区还是没有彻底实现自给自足。陈伯钧驻陇东庆阳的时候，他手下一个团还在计划1945年实行这一目标。

因为完成生产任务不理想，1944年2月20日，陈伯钧本人也受到了贺龙批评，“早饭后因王部长已由延安开会归来，并带来贺老总之指示信一封，批评我们去年的生产工作和指出今年应完成的数字”。

接信当天，陈伯钧就布置所属部队的生产节约问题，次日起他自己也开始纺毛线，每日不辍，坚持了数月之久。

“早饭后开始学纺毛线，有生以来从事女工生产，这恐怕还是第一次，但学习起来也并不觉如何难，好像很容易一样”。其实，纺线并非易事，有一天他从早饭后一直纺到中午，2两毛线都没纺完。

想像不到，抗战延安当年也栽种了水稻

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有人想投机取巧念歪了经。1944年，陈伯钧的旅直军人合作社，只开了四五十天，却因为下属从事投机生意，出现了高达数百万元的亏损，老领导王震非常恼火，终于在6月1日发飙了：

“因之王老遂严斥了程秘书一顿，但又惹起程的当场冲撞。这种场面十分不妙，但事出仓猝又徒唤奈何！”很显然，王震无法容忍下属将自己率部创造的南泥湾经验给导引到邪路上去了，他希望大生产运动一直走在实干苦干加巧干的正确轨道上。

叁：冼星海一个月完成并公演《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毛泽东跳起来连声说好

艰苦奋斗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不能丢。延安大生产运动，时至今日仍具穿越时空的启发意义。

尤其是冼星海，他的身体并不好，但他克服重重困难，一边从事生产，一边进行创作，就在1939年3月份这一个月内，与词作家塞克、光未然合作，连续创作完成了彪炳史册的《生产运动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

1939年夏，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的日记，清晰地记下了这两首经典歌曲的生产历程：《生产运动大合唱》，3月1日开始创作，3月6日完成；《黄河大合唱》，3月26日着手，3月31日谱成。

两首大歌，各用时仅五六天，展现了冼星海惊人才情和他对民族音乐的精准把握。英勇的抗日军民，就是唱着这两首歌，从延安走向北京，由那时走向现在。其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所以，1939年5月11日，当用口琴、三弦、洋油桶、搪瓷缸伴奏的《黄河大合唱》公演成功时，连毛泽东都跳了起来，连声道“好”。这一天，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

演出刚过去4天，冼星海郑重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抚今追昔，每当这两首歌响起之际，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热火朝天的场景，想起冼星海在延安一手握锄开荒，一手执笔写歌的日日夜夜。这两首歌，激励了那个时代一手持枪杀敌、一手挥镰抢收的万丈豪情，也涤荡着后人心胸，让人顿时血脉贲张，充满无限景仰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