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英雄李定国:顾全大局、顺应时代变化,为何最终以失败告终?

素戈儿 2024-11-13 16:40:47

农民领袖、抗清英雄李定国,顺应时代的要求,顾全大局,高举“联明抗清”的大旗,坚特抗清斗争十余年,为什么会以失败而告终呢?

李定国领导的“联明抗清”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南明统治阶级的反动腐朽,使联合战线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

终于从抗清阵营内部瓦解了抗清力量农民军“联明抗清”的联合战线是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过程中,由农民军与南明地主官僚两个敌对阶级所组成南明政权是明朝反动腐朽统治的继续福王政权时,南明还拥有黄河以南、太行山以西的大半壁江山及数百万军队,抗清形势是十分有利的。

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腐朽的统治阶级都不以国事为重,不以抗清御敌为念,依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干着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勾当,继续采取坚决与农民军为敌,镇压农民军为主的反动政策,所以当清军南下之时,为时一年的福王政权立即垮台。

鲁王、唐王政权,也因为不能很好组织抗清力量,均只一年左右便相继覆亡了,清军既占领丁江南富饶之区,又网罗到大批汉奸走卒,自此实力愈强,而抗清斗争的有利形势渐渐消失。

1646年11月,永历政权建立之时,南明只剩下了云、贵、川和两广的部分地区,而且清军正以孔有德、李成栋两路大军从湖南、广东向西南腹地进攻。

形势空前危急可是永历政权内部的腐朽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先有楚党、吴党之争,后有马吉翔的专政,而且仇视和排斥与他们联合的大顺军余部,后来当大西军余部为顾全民族大义主动与他们联合时,他们却一面拒绝,一面又企图分化瓦解农民军。

1649年底,由于永历政权拒绝与大西军合作,以及原来与他们合作的大顺军余部,因受南明的排挤仇视弄得元气大伤,只剩下数万人已退回荆襄一带,南明因失去两支庞大的抗清力量,清军得以步步进逼。

此后湖南、两广相继失陷,何腾蛟、瞿式耙等爱国将吏前后牺牲,南明的实力已经丧失净尽,“自是天子自馗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贪生怕死的永历帝正危于广西獭湍。

南明统治阶级在保存自己统治的可耻目的下,不得已接受了大西军“联明抗清”的要求。

1652年,孙可望遣兵迎桂王入驻安隆,同年,大西军分东、北两路向清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李定国出楚粤,在桂林、衡州两大战役中,击毙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歼灭数十万清兵,收复广西、湖南全省及江西、广东大部分地区刘文秀北出四川,大败汉奸吴三桂,收复四川大部分地区。

清军遭到入关以来最大一次挫败,甚至有放弃西南七省与永历政权议和的打算,诚如当时爱国思想家黄宗羲的评论“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撅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从当时形势看,大西军兵力已经与清军入关时的全部兵力约二十万相等,且占据了整个西南,若乘胜北伐,胜利当更辉煌不幸在这大好时节,蜷居安隆的南明统治阶级,却趁农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连创清军之时,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又在后方重新干起勾心斗角、结党营私的老勾当来了。

更恶毒的是他们还在农民军领导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使其卷入党争的旋涡南明权臣掌戎政的马吉翔见永历国势日非,农民军势力正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阴结管勇卫营内监庞天寿“专意诌附可望,凡可望所欲为者,二人辄先意为请。”

二人更以“受禅”之说鼓惑孙可望孙可望竟割渝马、庞道“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

这样一来,孙可望也就堕入明臣党争的陷阱,并助长了马吉翔等的凶焰以内阁首辅吴贞毓为首的一派,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则上疏交参马吉翔等,并与桂王密谋,欲利用孙、李的矛盾,从前方召回李定国,使之与孙可望争高下同年十一月,桂王派兵部武选司员外林青阳等携密救至定国军中挑拨孙、李关系同时将党附吴贞毓的蒋乾昌等人加秩升职。

以孤立马吉翔,一时后方与前线流传着不少谣言,或日“秦王下长沙即改年号,受禅让”或日“定国不满现有封号,并称当亦如国主。”

孙可望竟听信谗言,出师湖南,阴谋杀害李定国,定国为顾全大局,忍痛丢开十余万精锐,离开湖南战场,清军乘机反攻,大好形势很快逆转了。

当李定国转战两广之时,明廷的党争愈演愈炽,召定国还黔保驾的使臣接二连三到达定国营中。

军中地主分子金公趾又用“忠君妙的思想向他进行腐蚀,于是李定国决定先救出桂王,再议恢复。

1656年,李定国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把桂王护送入滇,并受封为晋王自此,农民军内部原非不可克服的矛盾,因受明廷党争的牵制终于发展到非武力不能克服的严重程度,农民军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也因“联明”遭致彻底的破坏。

永历政权到达昆明后,制造矛盾的罪魁马吉翔又用阴谋手段献媚于李定国,向李定国叩头歌颂道“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

结果李定国又让马吉翔、庞天寿依旧入阁办事李定国、刘文秀还经常出入二人家,明臣高勋、乌巧昌期曾合疏道,“二王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俊之门,恐滋奸弊,蹈秦王故辙。”

马吉翔又借口二人激王怒,命各仗一百五十可见这时期的朝政仍把持在马吉翔等群小手中,正直人受到排斥,人民的坑清热忱也不能发挥,农民军的抗清意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腐蚀,出现了“旧人失职多怨望”的情况。

李定国领导的“联明抗清”斗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荞农民军内部以孙可望为首的反对派,破坏团结,坚持分裂,削弱和瓦解了抗清阵营内部力量的结果。

1646年底,张献忠牺牲以后,大西军由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各率一军,秉承张献忠“联明抗清”的遗志,进军云贵孙可望以其资历和行叙被李定国等人推作大西军的第一领导人。

然而,孙可望既缺乏“联明抗清”的决心,又充满了政治野心和做领袖的欲望,一心想雄长三部,还在进军云贵途中,孙可望曾打算把大西军带至岭南,急则入海,已初步暴露了他可耻的个人企图因李定国等人的坚决反对,才被迫接受了“联明抗清”的主张。

大西军在云贵重建政权之后,随着实力的强大,李定国的威信越来越高可是孙可望却一天夭堕落下去孙可望为了打击李定国,在军中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并吞李定国等的兵力,曾借故在演武厅当众责打李定国五十军棍,暴露出他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可耻面目由于李定国顾全大局,自请平沙定洲之乱赎罪,才免除了一场同室操戈之患。

1651年,大西军与南明的合作正式形成,孙可望受封秦王,享有“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的权力,成为西南抗清阵营名义上的领导人这时,马吉翔、方于宣等南明官吏,见孙可望“权倾内外”,便极力献媚于他在南明地主官僚的包围下,’孙可望更昏昏然,“自构官殿于云南,黄屋双阅,出入皆建葆羽、日月旗、孔雀扇、曲柄幢盖、乘金龙步擎,名其亲军曰‘馗卫’”又在奏王府内设置文武百官,规定四川、云南、贵姗的数百员南明文武官吏刻期朝见。

1652年,李定国在前方取得了辉煌战果,若抗清阵营内部,特别是大西军内部团结一致,乘胜北伐,局面当更可观不幸在这紧要关头,孙可望轻易听信谗言,又“以定国擒斩两王,连复楚粤诸郡,兵力益强,功驾已上,忌之。”

遂不顾一切亲赴湖南,托辞邀定国赴沉州议事,三昼夜书七至,企图杀害定国当其阴谋破产之后,更发兵攻打定国,拟挑起可耻的内战由于孙可望的分裂和破坏活动,清军乘机再度进入湖南孙可望因骄傲轻敌遭到惨败,精锐尽失,乃“归贵阳,不敢议北出矣。”

李定国留在湖南战场的十余万精锐,也因孙可望的败退被清军各个击破,所得之地复陷于清。由此可见,孙可望这种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可耻活动,不仅损失了大西军数十万精锐之士,直接削弱了农民军内部力量,还葬送了抗清成果,失去了北伐的有利时机给西南抗清斗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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