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魏平城作为五世纪绿洲丝绸之路和东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起始点，其东段线路均以平城为起始点向西延伸，而其东段线路中的北路则受长城修筑的影响。
其线路为：由平城出发，过旧都盛乐，再沿北魏六镇一线的柔玄和怀朔二镇向西，至五原金津渡黄河到沃野镇，再向西至居延。
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古代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主要商道，其在北魏时期东段北路的路线选择，必然与长城的修筑息息相关，因长城的修筑以及其所带来的连锁效应，给北方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丝路沿线的经济发展。
伴随着长城的修筑、北部地区的安定统一以及北魏政府统治思想的变化，北魏对于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视，正如张金龙所说“北魏逐渐占据并统一广大北方地区，农业封建经济在北魏国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主流。”
也符合马克思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北魏的生产方式由单一的畜牧业向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转变。
但是长城的修筑对于北魏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首先长城修筑时期对于民众的征调和服役，诸如太平真君七年“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余万人筑畿上塞围”以及刁雍、高闾上表中所言“计十万人一月必就。”
其大规模征调劳力修筑长城增加了北魏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大量劳力被征调后，当地则缺少劳力从事农业生产，减少了粮食产量。
长城修筑后边境戍卒的征调以及后期军镇的设立，其经济消耗以及戍卒日常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对北魏政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大量戍卒所需的日常物资亦需要北魏政府的调拨。
刁雍于太平真君五年迁为薄骨律镇将，而史料中所言刁雍奉诏将薄骨律等四镇粮食运往沃野镇充当军粮，其单运粮的车辆便出动五千乘，加上押运和护送粮车的军卒，其消耗之大一目了然。
同时刁雍所言运粮所需时间“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极大的消耗了人力，同时耽误了当地民众耕作时间。
同时因长城的修筑以及北部军镇的设置，使得北部边民的人数增多，成分更为复杂，极大加剧了北魏政府对于北部军镇的安抚和赏赐。虽赏赐数量不多，但是其庞大的基数延缓了北魏经济发展的步伐。
长城视角看北魏民族关系
北魏作为北朝的开端，其建立者是已然处于汉化过程中的鲜卑拓跋氏。从其先后三次修筑长城的视角来加以探究，以便更好的了解北魏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北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
北魏三次长城的修筑对内是为了加强对自两晋南北朝以来诸多归附于中原政权的少数民族以及北魏建立后来自南朝的降臣的控制以及叛乱的平定，对外则皆因柔然而起，是北魏与以柔然为主的北方民族在长期斗争中的直观产物。
北魏长城的修筑，成为阻隔双方交往的屏障，同时也间接的引导了北魏对于依附及征服民族的安置和利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而北魏实行修筑长城政策的立足点则是力求稳定统治环境，在吸附归降部族的基础上寻求以武力为主的军事打击来稳固边境。
自魏晋至北魏之前，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就已然受到了东胡、匈奴及其后裔柔然等民族的威胁，对于中原王朝的影响甚大。北魏建国之初，其北部边境时常受到柔然、高车等部族的侵扰，是故道武帝拓跋珪于建国之初对于北方诸族先以武力威慑，多次征伐北部诸族。
可知拓跋珪于登国五年便大破高车，徙其部众。并于第二年北征蠕蠕，经过建国之初对于北部诸族的征伐，收其部众，徙其民众，同时接纳了众多愿意归降并依附于北魏的部落，削弱了北方各族的实力。
故而北魏长城修筑之前，北魏与北方诸民族关系紧张且以互相发动战争为主要手段。
北魏为了南下入主中原，减少来自北方的威胁，主动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设镇置戍，并采取积极的政策将归附于北魏的部落以及掠夺的人口安置于北部边疆。
如神䴥二年，世祖在北征柔然胜利而还至漠南时闻东部高车屯于巳尼陂，威胁北魏边境，于是派军征讨，此时泰常八年的长城已然修筑，北魏政府已经在北部边境设置了军镇。
其目的一是北部边疆在设立军镇修筑长城后有了雄厚的军事力量来对归附的人口进行看守和平定，以防其反叛；
其二是掠夺的人口和依附的部落可以促进北方的经济发展，如世祖在征服东部高车之后，将其迁徙于漠南之地后，高车众部族“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高车部族迁徙于漠南之地即今呼和浩特平原地区后，利用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取长补短，既极大的发挥了其畜牧能力，又补足了其农业耕作的短板。
在提升自己的基础上间接带动了了北魏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在长城修筑之后，北魏与北方民族之间虽还有战争，但从其规模和频繁程度上均有减少。
同时，北魏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用人方面，长城的修筑为北魏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作为逐渐汉化的鲜卑拓跋氏来说，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必然会吸收和借鉴秦汉以来的用人策略，即吸收和任用统治地区内部各族中的优秀人才。
而又以汉族为最，学者朴汉济称其为“胡汉体制”，其在统治政策上的应用就是“胡汉分治”，即利用单于台这一机构来较好的处理北魏复杂的民族关系。
北魏采用“胡汉分治”，提拔归附各族贵族为官，其一部分原因是安定民心，因北魏是通过战争手段强迫各族人民迁徙至其统治地区，为了避免动荡和动荡，任用各族的统治者和贵族为官，有利于迁徙民众的安定。
其二是北魏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速度加剧、程度加深，北魏内部民族关系复杂，任用各族贵族为官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大量部族的归附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增加了北方地区的人口，使得北方各民族间形成了“杂居错处”的局面，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北方诸族的社会形态，即由原始社会末期或者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必然有其时代特点，即内迁的基数大，民族融合的方式复杂多样，此时已然是统治阶级的北魏，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手段和方式必然会带有剥削和压迫的性质。
从而导致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民族斗争会愈加频繁，而内迁的各族人民，在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上所受到的不平等，使得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统治阶级。
提及的北魏“畿上塞围”的修筑原因中安定卢水胡盖吴起义便是北魏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失败之处，而北魏“畿上塞围”也正是为了消极抵消民族关系中的失败之处所采取的消极方法。
内蒙古境内北魏长城的历史地位
北魏时期修筑的长城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既承袭了自秦汉以来对长城的重视和改造，同时又对之后的各朝各代具有很好的延续和启发作用。
北魏长城对于前朝长城的承袭和沿用
秦朝沿用了战国时期的长城，汉代则对秦朝和战国时期的长城都进行了沿用。而北魏一朝在北部多次修筑长城，其对前朝长城亦多有承袭和沿用。
对于泰常八年走向问题中已有论述，同时对于李逸友先生和艾冲先生对于泰常八年长城对于前朝长城的沿用问题也进行了分析辩证。根据考古调查发现，泰常八年长城主要利用了秦汉长城，但也有部分利用了战国赵北长城，且多为对前朝长城的修缮和巩固。
同时北魏于长城前沿设有戍堡，也多仿照汉朝障的设置，汉朝称其防边之城为障，其为驻兵屯守的地方，北魏戍堡的存在也是为前线屯戍士兵提供驻守之所，而北魏于长城附近多置戍堡，也间接证明了秦汉所置障城确有其功效而被北魏所借鉴。
北魏在对秦汉长城墙体、障城的沿用基础上，同时借鉴了其烽燧的设置并进行了改良。考古调查发现在辉腾梁地区发现了北魏仿照秦汉烽燧所修筑的烽戍遗存，其既发挥了与汉代烽燧相同的传递信息功能，但又不同于汉代的烽燧与长城墙体、障城共同发挥防御功能的作用；
北魏烽戍多独立存在，且均占据制高点而存在，同时从其分布区域来看，其主要为保护京畿内部地区而存在，不同于汉代烽燧立于边境之地。
北魏长城对于后世长城的影响
在之后各朝对于北魏长城的沿用问题上，根据已有的调查发现，金代的漠南边壕对北魏长城有所沿用，且多在北魏长城附近修筑古城，同时北魏遗存戍堡内多发现金代的白瓷碗残片，表明金代对于北魏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沿用和重视。
在商都县二吉淖尔水泡子东有杨家地古城，其位置位于六镇长城南线和金界壕干线所交汇的地带，表明了在金代六镇长城南线与金界壕相辅相成，共同发挥其御边的作用。
在土城子村西南有大拉子古城城址，其分东、西两城，东城大，长六八六米，宽五一二米，墙体残宽三至十五米，残高一至一点五米。
在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镇乌兰哈达嘎查有金代的白星图古城，形状为正方形，边长为五百七十米。
在包头市希拉穆仁镇巴音淖尔嘎查和毛浩日鄂日格牧点附近的沙河南北两岸均有金元时期的城址遗存，北岸为茶干浩饶城址，南岸为毛浩日鄂日格城址，其城址内均有符合金元时代特征的白瓷碗残片遗存。
这些城址遗存，均位于北魏六镇长城沿线，由此可知，金代在北魏六镇长城沿线修建城址，很明显是利用北魏六镇长城所遗留下来的防线来作为北部的军防工程。
金代在北部修筑边壕的同时，在其边壕附近修筑了大量的边堡，“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而在北魏长城沿线戍堡内发现了金代物品的遗存也表明了金代不止自己修筑边堡，同时对北魏所修筑的戍堡进行了沿用，发挥着与北魏戍堡相同的军事功能。
内蒙古境内与其他地区北魏长城的比较
北魏所修筑的长城除存在于今内蒙古地区外，在河北、山西地区也有其遗迹，其虽均为北魏时期所筑，但每次所筑长城的因素均有其相似和不同之处。
局部与全部的共通性
历经北魏一朝，由史料可知一共大规模修筑了三次长城，根据考察其中“泰常八年长城”和“皇兴-太和年间长城”多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而“畿上塞围”则分布于今河北省和山西省境内。
对比北魏“泰常八年”“皇兴-太和年间”和“太平真君七年”所筑长城，可以发现其诸多共同之处。
首先是长城规格形制的相同。根据实地考察可知，北魏三次长城均修筑于山地、丘陵地区，且修筑材料均就地取材，多采用取土夯筑而成。前文中对于内蒙古境内北魏长城的墙体修筑特点做了说明，其均位于丘陵谷地之间。
根据《山西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所述“山西早期长城墙体主要沿山脊走向，遇沟壑时将墙体修筑于沟壑两侧山坡底部，期间又以自然沟壑、河流为险，陡峭山脊段利用山险于缺口修筑墙体，平缓山顶则在崖侧修筑墙体。取材多采用砂岩、石灰岩或夯土筑。”
二者在修筑路线的选择上均借助了地形特点，都沿丘陵谷地而行，更好的体现出了其军事防御的价值，同时在夯筑方式上均采用了土筑的方法。
其次是相同的修筑目的，根据史料所载可知，终其北魏一朝，北魏北方都受到来自柔然的威胁，因此北魏修筑“泰常八年长城”和“皇兴-太和年间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柔然，以维护北魏统治的稳定；
而“畿上塞围”则修筑于北魏统治区内部，从《魏书》和《北史》中关于“畿上塞围”的史料记载来看，北魏修筑“畿上塞围”的目的在于防御北魏统治区内部的人民起义，也是为了维护北魏政权的稳定。
故而可以说北魏在不同地区修筑长城的目的相同，均在于维护北魏政权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