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人，成为了我党的座上宾。
他是美籍华裔学者，更是前国民党将领的后裔。
这样一个曾经的敌对势力，和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沟通时竟然提出要让我党改名。
他究竟是谁？
他又为什么敢这么做？
1929年10月10日，陈树柏于广东出生。
说起他的父亲可不一般，他是曾经的南天王陈济棠，1929年至1936年期间在广东主持政务。
历史对于这个人是毁誉参半的。
陈济棠对我党造成过深深的伤害，不论是在1927年镇压南昌起义，还是1930年代设立了特别侦缉队，都是以绞杀我党人作为主要目标。
据统计，南天王陈济棠执政期间，共计有5000多我党人被杀害，
他背负着我党人累累的血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和我党曾经结下了善缘。
红军长征的时候，正是他给予了红军突破粤北封锁线的条件，帮助我党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另外，南天王陈济堂在广东主持期间，一举让广东进入黄金时代，教育工业同步发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先进地带。
看起来，陈济棠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他在家庭教育上也是如此。
信奉封建迷信的同时，另一边却让陈树柏前往美国攻读机电硕士、博士学位。
1950年之前的陈树柏是国民党的连长，还曾经指挥部队参与海南岛战役，1950年之后的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的终身教授。
1978年，中国正式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缺乏了解世界的窗口，陈树柏开始频繁收到了回国讲学的邀请。
不过有鉴于两党之间过去的恩怨情仇，这令陈树柏心中十分踌躇。
他其实一直对大陆心有留恋，只可惜担心回国之后的处境。
思索之下，最终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大致内容是，对于父亲过去的做法能否做到既往不咎，能否自由传播知识讲学，以及能否在大陆受到礼遇。
很快他得到了邓小平的回信，
一句【依据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他彻底下定决心回国讲学。
1980年7月，陈树柏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
为了破冰，邓小平主动提起了陈济棠，赞扬其八年建树，颇多老一辈广东人仍旧怀念。
一句话构建起双方的信任桥梁。
陈树柏是当时中共和国民党之间难得的沟通窗口，邓小平此举也是在传达出我党方面的善意。
邓小平还掏心窝子的对陈树柏说，“告诉蒋经国，欢迎台湾同胞多回来看看。”
正是这份信任，才使得陈树柏和邓小平第二次谈话中畅所欲言。
甚至提出了要我党改名这样的冒犯之语。
我党改名？计划中国实验大学陈树柏长期生活在西方，当时正值美苏冷战高峰，西方社会对于我党一直持着妖魔化的眼神看待。
从他的角度看来，此举不利于中国同西方接触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
于是乎，第二次和邓小平的交流时，他主动提到。
“我党考虑换一个名字吗？”
得到邓小平的示意，他继续向下说道
“比如叫社会民主党。”
听罢，邓小平碾灭烟头，竟然哈哈大笑。
邓小平知道陈树柏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对于共产革命精神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有感他为了国家的发展，敢于直言不讳。
至少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减少中国和国际之间的国际阻力。
虽然听着唐突，但是邓小平还是愿意为他打破这一层视野上的局限性，说道：
“延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靠着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支撑。”
“如果这个信念没了，那又该靠什么领导国家和人民？”
“你说这个名字，改不改的？”
陈树柏闻言一顿，不再多说什么。
几句话之中，邓小平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
长期相隔离的生活，使得他对于中国我党是完全陌生的。
世界因为我党而误解中国，何尝不是一想到我党就想到中国呢？
言罢，邓小平依旧对陈树柏表示希望其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并且直言不讳的说，科技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关键。
对于在广东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构想，也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肯定。
这与他在10年前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1973年，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也曾经送到蒋经国的办公桌上，只可惜一去便石沉大海。
不过，中国实验大学的构想很好，但是结局却是差强人意，由于经费的原因，最终这个计划并没有在中国落地。
背后原因是陈树柏熟悉的经营模式，同当时中国政策和民间的割裂所导致的。
陈树柏原计划是通过海外华侨和募捐，最终构建成大学，类似的做法在香港和台湾早有出现。
80年代的中国，尚未全盘引入西方模式，大学的构建主要以政策和公立为主。
即便陈树柏的大学落地，也会因为师资和教育等原因陷入左右停摆当中。
从当时的土壤来看，外资进入教育领域所创办的民间大学，暂时不具备扎根的条件。
从政策上，中国实验大学很难受到政策倾斜。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邓公专门跑了一趟南方，解释性资姓社的问题。
这对于80年代初的中国实验大学，这个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最后，邓小平同陈树柏的交流，对中国实验大学仅仅是口头支持，这个计划只是停留在的纸面上。
矢志不渝，奋斗终生陈树柏的身份原因，加之对于大学构建的理解和国内不同，注定了这一项计划只能在西方世界落地生根。
他主张全盘引入美国大学管理体系，主张全英文授课，全球招聘教授，硅谷模式企业化课程等，都使得这一些目标流于空想。
加之中国英语老师缺口达70%，该项成果最终落地为深圳大学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1988年，决心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的陈树柏回到美国，自筹了500万美元成立国际科技大学。
在这里他完全践行了自己的学术计划，与此同时，还和深圳大学合作成立分校，双学分双导师制度被构建起来。
该学校自从成立之后，每年有60%的学生都来自于中国大陆，主要教授微电子计算机等专业。
终此时，他还是将中国实验大学建设成功，该学校培养的人才助力了中国新一代的高科技企业成长。
受其照拂的集团，包括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
2001年，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正式揭开了民办大学的序幕。
值此时，国际科技大学又同华南理工大学建立双导师制度，共同培养人才先进学子，毕业就可获得中美双学位。
陈树柏的努力是成功的，经他培养出的学生超过60%都回国就业。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积极往返于中美，引入美国先进理念，在国内推广项目制学习，由此催生出了深圳大学的硅谷创新实验班。
当时，中国应试教育下走出的学生，十分擅长解决问题，美国人擅长发现问题。
陈树柏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希望将中国的教育从寻找答案转向发现未知。
30年前的遗憾，心中永远的中国实验大学晚年的陈树柏依旧在为两岸之间的沟通构建桥梁，在美国和台湾多次举办讲座，讲述自己和邓小平之间的那些典故。
在台湾的讲座中，他多次强调，台湾不应该缺席民族复兴。
2007年，他陪同台湾学者访问广东，在他的帮助之下，最终建成了茂名的电子元件厂，至今依旧是当地重要的企业之一。
同年，他还捐赠了10万美元，用于修缮高州的中学图书馆。
他曾经试图在深圳地区建立芯片设计学院，只可惜最终未果。
然而如此的拼搏，却是他在生命的临界线上不断挣扎为代价。
在为国内教育奔走期间，他分别在1997年2003年和2007年先后突发心脏病，均植入了心脏支架。
众多同事于心不忍，他却显得十分豁达。
“能够为中国多培养一个人才，心脏也算物尽其用！”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不忘记昔日邓公的嘱托，写信呼吁马英九，以教育消除两岸的隔阂。
晚年的陈树柏，早已经超脱了身份的限制，他是一个努力缝合历史，沟通中外教育，努力振兴中华的奋斗者。
2013年，陈树柏弥留之际对自己的学生说道： “ITU（国际科技大学）只是折中的方案，真正的梦想，是把硅谷模式完整的移植到深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