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妇女运动活动家艾伦凯认为“母性”是授予、牺牲、抚爱和温柔。
不仅属于生理学范畴，还属于社会学范畴。
母性可以是“纯天然”的母亲属性，也可以是在不同历史文化中产生出的“社会性”的母亲属性。
“母性”不仅表现在“母亲”个人身上，它更多地包含了母爱式的奉献、宽恕与救赎。
严歌苓则认为“母性”是“雌性”最高层次的展现，它仅集中表现在女性身上。
陈思和评价严歌苓所高扬的母性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影响，转腐朽为神奇。
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从性别和文化两个维度赞扬“母性”的宽恕和救赎。
小渔作为女性受到来自江伟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压制，作为文化边缘人受到来自异国老头所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排挤，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发出了“弱者不弱”的宣言。
李安与张艾嘉联手将严歌苓的《少女小渔》搬上银屏，影片动人之处就在于小渔在畸形境遇中用“母性”的包容和奉献保持了做人的本心，展示出了令人倾慕的女性之美。
小渔跟随男友江伟从中国大陆抵达美国，没有一技之长的二人在异国他乡过着艰苦的生活。
为了获得绿卡，江伟安排小渔与六十多岁的马里奥假结婚，小渔则因需要应付移民局的调查不得不与马里奥一同居住。
江伟将女友视作“等价”交换的商品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他“高傲的自尊心”不允许小渔被其他男性“占有”，因此他便将一身怨气都发泄到女友身上，而小渔则包容了江伟所有的无理取闹。
另一边落魄的知识分子马里奥整日酗酒赌博，他依靠出卖自己、剥削他人的方式存活，但在与小渔的朝夕相处中他被她的坚强与善良所打动，最终摆脱了混沌的生活状态，重新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尊严。
作为“假结婚”最大的牺牲者，小渔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结婚仪式上小渔为了不让男友难堪，不多问也不多看他。
当她看到马里奥与其前妻瑞塔因自己而争吵，便尽量为二人创造更多独处的空间。
小渔把自己看得稀松平常，却能够体会他人的苦楚，她没经受过世俗的熏染，依旧保持着少女的善良与纯真。
小渔作为江伟的女朋友和马里奥法律上的妻子，其存在看似始终依附于他人，但却是故事中最为独立的个体。
作为弱者的小渔能够坦然面对并接受苦难，面对马里奥要求付房租的无理要求，她没有向男友伸手而选择自己承担，她日夜在唐人街打零工，靠着缩减自身生活花销的方式，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小渔不抱怨也不诉苦，以博大的胸怀接纳生活中的不公与变故；她不招摇也不乞求，因而具有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独特气质。
小渔正是用“母性”的坚强和包容净化了东方男性的暴戾阴暗，用奉献和隐忍拯救了西方男性丢失的自尊。
小说中与小渔“假结婚”的是无名无姓的艺术家老头，电影对这一形象进行改造，将其职业设置为反战作家，意在通过知识分子的失语来展现美国社会的荒谬，这一改动也使得小渔包容宽大的母性救赎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严歌苓与外交官丈夫结婚后，曾有过一段时间的非洲旅居史。
那时她被非洲人乐观向上、敬畏生命的态度所打动，自然地将他们与故国底层农民妇女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与《小姨多鹤》。
2012 年，这两部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视剧，故事中的三位女主人公用不同的方式彰显着“母性”的崇高。
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解构了民间叙事话语中类型化的女性形象，风流多情、朴实仁爱的葡萄是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结合了“雌性”与“母性”特质的代表人物之一。
7 岁的葡萄被卖到史屯做童养媳，她自小就能够帮助婆家做繁重的家务劳动，刷锅洗碗、搓棉花条、洗衣做饭、收账算账样样都做得像模像样。
葡萄 14 岁时日军发动战争，她的丈夫铁脑被当成奸细杀害，她也由此成为史屯年轻的寡妇。
不久后，葡萄的公公孙怀清在打击地主运动中被判为“地主恶霸”遭受枪决，葡萄便在堆满尸体的河滩中找到公爹，在夜里将只剩一口气的公爹背回家，并将其安顿在自己日夜刨开的红薯地窖中。
葡萄帮助并伺候着躲在地窖中的公爹，直到二十多年后政治风波完全过去，不再对其性命造成威胁为止。
由于公公孙怀清的生还不可被他人知晓，而丈夫铁脑也已经丧生，所以葡萄既不能再嫁他乡也无法招赘，因此她便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有了多个异性伴侣。
葡萄身上的“雌性”表现在她对自我身体的掌控上，这种雌性力量使得葡萄拥有了奔放自由的生命状态，展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而葡萄身上的“母性”则表现在她能够正视人间疾苦，接纳生活中的苦难，这使得她在面对自然灾害与政治运动时依旧可以保持自身的乐观自信、淡定从容。
电视剧《第九个寡妇》没有将葡萄大胆张扬的身体需求和享受生命原始快乐的内容进行展现，但用了更多的镜头刻画她在动荡岁月中的沉浮与挣扎。
剧中葡萄依旧用强大质朴的生存哲学和仁爱宽厚的母性本能，帮助自己和周围的人度过了种种难关。
她促成了共产党孙少勇和国民党倾共者孙银虎的合作；面对朋友淘米儿三番五次的陷害，葡萄能够不计前嫌在其生产之时送来偏食，将白面馒头分给她，教她烘烤蝗虫；葡萄面对处处挤兑、时时嘲讽自己的情敌秀梅，能够一如既往地好心对待，并在她失足落水之时奋不顾身地将其救起……尽管葡萄是孙怀清花两袋白面买来的，但对葡萄来说他不仅是公公还是亲爹，所以才能够执拗地挽救对方的生命。
在葡萄心中，所有人的生命都应当被善待和珍惜，生命与生命间不存在预设的优先权，人和人也没有绝对的冲突与对立。
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中，许多人与事不断被颠覆，而葡萄以博大的仁爱和宽厚成为了周围人的庇护神。
葡萄的一生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不回避现实，也不推卸责任，更不为自身的命运戚然，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她用母性的本能带给了千万观众人性的启迪。
改编电视剧《小姨多鹤》通过对原著中具有代表性情节的重现了多鹤的苦难人生与母性品格。
日本少女多鹤在中日战争中成为孤儿，在陌生的国度苦苦求生。
为了报答张母的救命之恩，她为张家诞下子嗣。
多鹤本可以在生育之后离开张家，但她不忍抛弃孩子，便在畸形的家庭中过着“非妻非妾，非母非姨”的生活。
血浓于水的母子亲情让多鹤与孩子之间形成了默契，孩子也成为了她在屈辱困苦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多鹤几乎经受着人类所有的挫折与苦难，家庭身份的缺失导致她长期处于精神与情感匮乏的状态当中，为了改善物质的贫乏她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政治运动的打击也使刚有好转的生活一下子跌入低谷。
多鹤始终能够面对现实、正视苦难，她可以为了家人的安全牺牲自己，对家庭成员无私的爱化解了暗藏于奇异家庭中的内部危机。
最后，她凭借善良、宽厚、奉献的母性特质化解了中日战争给家庭带来的恩怨情仇，获得了张家的爱与周围人的信任。
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为朱小环，小环在躲避日军追赶的途中捡回了性命，却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小环对多鹤所生的三个孩子爱是不留回报、没有计较的，她虽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却“我儿子、我女儿”地唤了一辈子。
孩子们在小环日日夜夜的哄抱中长大，他们有点成绩小环便四处炫耀，孩子意外摔伤小环便心急火燎地寻医，甚至无法控制情绪地与医生大吵。
作为张俭明媒正娶的老婆，朱小环起初是任性泼辣的小女人，但在苦日子的磨练中她逐渐蜕变成为家庭着想的大女人，她对家庭的给予与牺牲都表现出其身上的“母性”特质，可以说小环才是这个家庭中真正的母亲。
母爱是母亲体内先天的存在，不论是生理学层面的母亲多鹤，还是社会学层面的母亲小环，她们的“母亲”地位一旦确立，沉淀在无意识中对幼小生命的保护欲就会被激发，进而表现出对孩子无限的疼爱，这时的母性呈现为大爱无私的奉献。
严歌苓把母性与“佛性”联系在一起，谈及王葡萄的特质，她说：“我觉得这种宽容和接纳是一种佛性的体现。” 这里的“佛性”是儒释道的贯通，是儒教的“仁爱”、道教的“和善”和佛教的“慈悲”融合的产物。
小渔、葡萄、多鹤和小环虽然都是弱者，但都显示出了与苦难作斗争的强大的韧性。
这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女性人物面对命运压在身上的巨石，没有发出痛苦的呐喊，而是选择默默接受，以一种淳朴、善良和温厚的态度对待世界，散发出一种古老的母性光辉。
不论中外古今，人们都在艺术作品中反复吟诵母性的伟大，奉献、包容、隐忍已经成为母性的代名词。
尽管在古代封建社会女性被男权社会排挤，但孟母三迁的流传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母亲实际所占有的隐性中心地位。
“‘母性崇拜’是历史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极深之处的‘原始情结’，是炎黄子孙同自己的本土文化之间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感‘脐带’，是中国人的一种‘准宗教’。”
影视剧对严歌苓原著中崇高母性品格的继承更是中国人情感意识中一直保留的“母性崇拜”的最佳证明。
整体上看，严歌苓影视作品保留并传递了原著的思想，编导对文学文本的精神蕴涵进行集中提取，并在影视文本中加深演绎，拓宽或加深了精神内涵的接受广度与表达力度，通过改编完成了创造性改写活动，使得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
除此以外，编导还用精神线索将原著的主题指向、影片的价值传达和受众的潜在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条精神线索指引着受众在原著、影片和自我心理的互文解读中体悟到人类共通的情感寄托与普世价值，从而引发受众在精神上的震撼与洗礼。
精神蕴涵是艺术作品的魂魄，是该艺术动人的根由，从文学与影视的双向互动上讲，改编片只有在延续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影像语言的优势对原著精神品格进行彰显或深化，才能实现文学与影视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