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良诚生于1893年天津静海，早年家贫，16岁投身冯玉祥西北军，从士兵逐步晋升为“铁军”师长。1927年北伐期间，他率部攻克山东，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但因长期驻守前线，实际履职仅月余。中原大战中，他任反蒋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却因冯玉祥集团瓦解而失势，1930年后蛰居天津，其“铁军”光环逐渐黯淡。
此时的孙良诚已显露出权谋本色。1929年蒋冯战争期间，他曾密谋投蒋，要求幕僚代签通电未果，其“既想吃肉又怕闻腥”的性格初现端倪。这种摇摆性成为贯穿其一生的行为逻辑。
二、抗战时期的投机转向（1937—1942）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启用西北军旧部制衡八路军，孙良诚于1939年出任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但“中央军”的排挤令其处境艰难：1941年汤恩伯将其调任虚职，部队面临整编吞并。在“生存优先”的军阀思维下，他主动联络汪伪政权，却自导自演“被俘”闹剧——密令日伪包围部队，佯装抵抗失败投降，企图掩盖叛国污名。
1942年4月，孙良诚率2.5万人公开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日伪对其礼遇有加：伪参谋总长鲍文樾亲携委任状慰问，将其包装为“和平救国”典范。其部队扩编至3万余人，分驻鲁豫苏三省，成为华北最大伪军集团。但部下士气低迷，传唱顺口溜：“落个当汉奸，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道尽军心溃散。
三、三方博弈中的投机者（1942—1945）孙良诚在蒋、汪、日三方间纵横捭阖。他一面配合日军“扫荡”新四军，1944年调防苏北后与新四军多次交战；一面向蒋介石密报“曲线救国”，声称“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更暗中与中共接触，其部将赵云祥、王清瀚等人秘密加入中共。这种多方下注的策略，折射出乱世军阀的生存智慧与道德沦丧。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孙良诚兵力膨胀至5万，成为各方争取对象。中共派周镐策反其起义，他却选择接受蒋介石“先遣军司令”委任，企图在国共间攫取最大利益。然而汤恩伯旋即将其部队缩编为保安纵队，实力骤减，其政治投机首次遭遇重挫。
四、内战末路的彻底崩盘（1946—1951）解放战争中，孙良诚继续其摇摆策略。1947年他主动联系中共，索要2000两黄金作为起义条件，谈判期间又向蒋介石表忠。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将其残部扩编为107军，任其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当华东野战军包围邢圩时，他故技重施请求起义，却被识破投机本质，解放军严词声明“只接受投诚”。最终，他被迫率5700余人缴械，成为淮海战役首位投降的国民党军长。
投降后，孙良诚试图以策反刘汝明将功赎罪，却在面见刘时再次倒戈，出卖中共地下党员周镐、王清瀚等人，致三人遇害。上海解放后，这位“五姓家奴”终遭清算，1951年病亡于苏州监狱，其反复无常的一生画上耻辱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