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开创了历时近八百年的周王朝。可就在武王伐纣后第二年周王朝就曾遭遇过一场叛乱差点让这个刚诞生的新王朝夭折。这场叛乱的参与者既有纣王的儿子武庚也有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换句话说这场叛乱的参与者既有商朝遗民也有周朝王族宗室子弟。这表明周朝对前朝遗民和宗室内部关系的处置都存在问题。周王朝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周武王在伐纣第二年就死了，而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尚年幼，所以这两大问题就摆到了摄政的周公旦面前。武庚之乱证明将前朝遗民就地安置集中监管的做法其实是为将来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既然就地安置集中监管的方法不可取，那么就还剩下斩尽杀绝和分而化之两种方案。斩尽杀绝倒是可以一劳永逸除掉后患，但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咧。如果周王朝要对商朝遗民赶尽杀绝就必须承担对方殊死反扑的风险。
况且搞种族灭绝也不利于新兴王朝声誉形象的树立。如果不对商朝遗民斩尽杀绝就只能是分而化之了，但该如何分、如何化则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周朝统治者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止是前朝遗民的安置问题。在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传位没成法无疑是暗藏的政治炸弹。生活安逸的君主、贵族往往有着众多的子嗣，可君王的位置却始终只有一个。那么究竟该由谁继位就成了关系到王朝是否能长治久安的一个大问题。
周公旦为了有效稳妥地解决现实的前朝遗民安置问题和长远的王朝长治久安问题创建了周礼。尽管周公旦设计的周礼最初是立足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客观上都受到周礼潜移默化的影响。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四大古文明。
如今其他三大古文明都已销声匿迹，那么为何华夏文明能一直繁衍至今呢？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在分裂之后就再也无法还原了；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分裂时期，可中国每次分裂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以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形态出现。这种差异说明中国人在身份文化认同上是一致的。罗马帝国治下的各民族并不都自认为是罗马人，波斯帝国治下的各民族也并不都自认为是波斯人。
可使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彼此之间是互相认同的。这就是统一的民族文化所拥有的凝聚力。中国早在商朝就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同时也已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这一切表明中国至少在商代就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制度，但这时的中国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正是周公旦开创的周礼完成了统一社会文化的构建。
华夏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称谓。所谓周礼就是周公旦系统制定的成文礼乐制度。 周礼是历代儒家士子口中构建国家社会体系的最佳模式，也是鲁迅先生口中吃人的封建礼教。这其实就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夏商时期尚处于由原始氏族部落向成熟国家政权过渡的阶段。夏商时期的王权还需要依靠巫史与上天沟通以取得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到了西周时期实际上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国家政权架构。
这时的君主不再需要依靠巫史与上天沟通了，于是礼乐文化取代了夏商时期的巫祝文化。中华礼乐文化从此与西方宗教文化形成根本性的分野。周王朝把从巫史手中没收来的权力分给六部大臣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结构。西周时期的政府机构主要划分为六大门类分别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进行日常管理。后来一些曾担任过这些官职的人子孙后代就以该官职作为家族姓氏。
如今司徒、司马、司空等复姓就是这么来的。司徒主要负责土地和徭役；司马主要负责军赋和军用设备；司空主要负责工程；司寇主要负责司法；大行人主要负责招待外宾；宗伯主要负责祭祀。这大致对应我们如今的农业部、国防部、建筑工程部、司法部、外交部......此外周朝还设有主管历法文书的太史、主管任命事务的内史、主管档案的御史、主管占卜的太卜、主管音乐和教育的乐师、辅导君主的相等官职。
这样一套完整系统政府组织结构就搭建起来了，甚至连管理王室内务的宫廷内官系统也已建立起来。周朝已开设使用寺人。这其实就是后世宦官的雏形。在完善中央朝廷官制之外周王朝在地方上推行分封制。夏、商两个早期王朝其实都还保留有一定的氏族部落集团特征：夏王朝、商王朝治下存在很多表面上臣服于王室的部族。相传武王伐纣时有八百诸侯前来相助。这所谓的八百诸侯其实就是一个个氏族部落。
这些部族本就不处于周人的统治之下。周武王联合这些部落的力量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后就被尊奉为天下共主，可各部族并不处于周王室的直接统治之下。在各部族都有着相当实力的前提下搞大一统郡县制是不现实的。八百诸侯能支持周武王干掉商纣王，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当周王室侵犯到他们的利益时也完全有可能会反戈一击。周朝的分封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所谓分封其实包括分与封两方面：分的是周朝从殷商手中得来的领地，封则是把这些领地封赏给自家子弟和同盟军。当年周武王进入商朝都城时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带领一部分殷商遗民前来投奔。周王朝把商朝的旧都商丘封给微子启建立了宋国。由于宋国是前朝遗民建立的，所以周王朝将其视为重点监控对象。宋国周围分布着杞、葛、许、陈、厉、焦、曹、沈、郜、茅、蔡等负责监视的大小诸侯。
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后将位于东海之滨的土地分封给齐、鲁两国。这就是今天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的由来。齐国第一代受封的国君就是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伐纣的姜子牙；鲁国第一代受封的国君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齐、鲁两国作为周王朝最东边的两个封国肩负着对抗东夷、捍卫边疆的重任。同时齐国还被赋予了一项特权：当有诸侯不听从命令时齐国有权代表王室予以惩罚。
地处如今河南鹤壁、濮阳一带的卫国第一代受封的国君是周文王第九子、周武王和周公旦的弟弟康叔封。卫康叔受封后遵守周公教诲“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利用商人政治来贯彻周法。尽管卫国在后来春秋战国的历史中只是一个配角，可在当年受封时却是公认的诸侯之长。卫国肩负着监视商朝遗民、防御戎狄、夹辅王室的重任。整个西周时期卫国一直是屏蕃王室的重要支柱。
位于如今山西一带的晋国最初叫做唐国：第一代受封的国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相传周成王和唐叔虞还是小孩时常在一起玩游戏。有一次周成王把一片树叶剪成一个玉圭似的玩具对唐叔虞说：我将拿着玉圭封你。事后周成王并未把这句戏言当回事，可身为摄政的周公旦以君无戏言为由为唐叔虞请求封赏。周成王将唐叔虞封在唐（今山西翼城西北）。唐叔虞之子燮即位后改国号为晋。
支持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的召公奭受封于燕。由于召公奭留在镐京辅佐朝政，所以实际就封的是他的长子姬克。当时黄河的出海口位于今天的海河一带，因此燕国得以利用黄河之水沟通南北。燕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周王朝插入戎狄腹地的一把尖刀。公元前7世纪燕国向冀北、辽西一带扩张吞并蓟国后建都于蓟（今北京房山）。这时燕国的领地大约相当于如今河北省北部以及辽宁省西部一带。
除了宋国之外鲁、齐、卫、晋、燕五大诸侯国都称“方伯”。五大方伯类似于五大战区各自负责自己这一方的长治久安，同时也可以对四方蛮夷戎狄进行征伐扩张。除了这几个大体量的诸侯之外周王朝疆域的腹地还遍布着诸多小诸侯。由于历史年代实在是太过于久远，所以西周初期到底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无法确认。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春秋时期见诸经传的大小诸侯国有一百七十余个。
这些诸侯国大体分为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两类。大多依河流分布的姬姓诸侯控制着交通线和易于耕作的黄土地区。与分封制配套的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及礼仪制度。周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自已的封地上建立“王国”。诸侯又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自已属下的卿大夫，卿大夫用诸侯分封的土地来建立“家族”。卿大夫又分封土地给自己属下的“士”。士作为最低的统治阶层不能再继续分封了。
诸侯建立的是“国”，卿大夫建立的是“家”。这两者合起来就是“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组成的统治阶层构成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周朝通过这样一套分封册命体系把夏、商两朝臣服于王权的各部族变成了一个个的诸侯国。这标志着周朝比起夏、商两朝已由氏族部落联盟向较为成熟的国家政权形态过渡。周王朝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以周礼作为指导思想的。周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探索创立了一套完整复杂的宗法制度。
依靠农业兴盛的姬姓部落很早就意识到家大业大也架不住子嗣众多的道理。因此周人琢磨出了嫡庶有别的制度：正妻所生的儿子在家族中享有优先的继承权。只有当正妻没生儿子或正妻所生的儿子夭折时妾室所生的儿子才能享有继承权。可如果正妻生了一堆嫡子怎么办？周礼将贵族的子嗣分成大宗和小宗。大宗就是嫡长子永远只有一个，大宗之外无论嫡庶一律划为小宗。如果嫡长子夭折则由正妻所生的其他儿子按年龄大小依次补位。
如果正妻生的儿子都死了，那么才可能由妾室生的儿子补位。王朝的君主称天子，大宗便是储君，小宗则降级为诸侯。诸侯的儿子也有大小宗之分：大宗继位继续当诸侯，小宗再降一级做卿大夫。卿大夫的大宗可以继续做卿大夫，小宗同样降一级做士。士作为贵族阶层的最低一级也被称为国人。士的大宗可以继续做士，小宗则降为平民百姓。降为平民以后也就彻底脱离了规范贵族等级秩序的宗法制度。
周礼不仅设计了“嫡庶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制度，而且还在宗法制下对每个阶层有着一整套行为规范：祭祖该怎么祭？结婚该怎么结？葬礼该怎么办？出门该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在当时每个阶层在这些事上都有明确的标准规范。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一些规范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视为繁文缛节而被淘汰，可也又另外一些规范被视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