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一心只为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各自获得了应得的地位。不过纵观众多的开国元勋，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早年的地位非常高，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地位反而低了，也就是所谓的高开低走，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周士第将军是高开低走的一个典型代表，因为他是元帅的起点，还当过林彪的上级，不过最终只是授了一个上将军衔。

周士第将军是海南琼海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参与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还担任过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等职。自1925年起，他相继担任叶挺独立团1营营长，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士第担任第25师师长，当时林彪还是一个连长，粟裕还是警卫班班长。此时周士第的职位要高于绝大部分的开国将帅，甚至好几位元帅的职位都没有他高。所以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的话，周士第绝对是有元帅资格的。

起义军南下失利后，周士第辗转多地，甚至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还是在宋庆龄的营救下获释，这期间他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33年底才来到中央苏区。而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这几年也是红军飞速发展的时期，当初他手下的连长林彪已经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了，职位早已在他之上。

而后周士第相继担任过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科科长、队长、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过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我党我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王稼祥在1925年冬去了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国内，先是在上海工作，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中革军委副主席。

1935年遵义会议上因为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稼祥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职，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可以说这一时期他一直都是我党我军的中央领导者之一。

不过由于早年身体受伤，也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相对于七大以前的地位明显是有所降低的。

何长工也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是湖南华容人，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1927年跟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之后相继担任过红五军第五纵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委、红九军团政委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何长工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职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离开军队，所以也就没有被授予军衔，他担任过重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属于部长级别的。晚年官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刘子奇是湖南浏阳人，他的一生也算是一个传奇，他在1930年就已经是湖南自卫军浏阳赤卫军第二师师长，之后也是历任多职，可是到了1949年他还是一名师长，担任的是四野第一六五师师长，也就是说他打了20年的仗，职位却没有上升。以至于让负责评衔的罗荣桓元帅也犯了难。刘子奇在1930年就是师长，按理说是可以授上将的，可是到新中国成立后评衔时，他还是个师长，评少将才勉强够格。所以最终给他评了一个少将军衔。

倪志亮是北京人，黄埔五期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1928年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后来随着红四方面军的不断壮大，倪志亮的职位也在不断的升高，1933年7月成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934年又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是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者之一。

可是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倪志亮的职位却没有原来在红丝方面军那么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回国后又相继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 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当初在四方面军的很多下级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陈昌浩是湖北武汉人，也是高开低走的最典型代表，这主要是因为他当初的选择。

陈昌浩在1927年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1931年随张国焘一同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职。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他这个外来户很快就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当时他才25岁。此后几年他一直都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

1936年红四方面军一大部分和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组成西路军西征，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仍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然而西路军在西征途中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不得不分散突围，与徐向前直接回到延安不同，陈昌浩选择了先回老家武汉，再去延安，正是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

回到延安后，由于身体原因他又被送到苏联治病，这一待就是十年，1952年陈昌浩回到国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聚会。在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弯腰向昔日的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之后陈昌浩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特殊时期他遭到了批斗，1967年吞安眠药自杀，享年61岁。以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的任职，如果不是他的身体原因加上选择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必然也会位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