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的特色（一）

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日本涉及中日思想交流的最早文字记载便是儒家经典的东传，成书于公元712年的神话及传说《古事记》和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均记载，百济人王仁曾于应神天皇16年将一批中国典籍带入日本，其中包括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

此后，中国儒家思想经过日本民族心理的长期浸润，在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方面都逐步日本化，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日本儒学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儒学中本来就不甚发达的抽象的理性思维，吸取并拓展了社会实用功能。因此，比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具有非理性且重实用的特点，其哲理思辨色彩十分淡薄，而政治伦理色彩却更加浓重，与国家政治的结合也尤为紧密。

儒家思想进入日本社会后，自始至终都承担着发挥政治功能的作用。而神道思想的现实功能性，又进一步使得与之结合的日本儒学与国家的现实利益之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最终沦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言理论。

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性质在武士阶层统治的时代得到了极大发展，从中国儒家的朱子学说那里挖掘出了符合武士本位的理论——严格的阶位等级制度。中国儒学所强调的长幼尊卑的秩序，恰好符合了武家政权的利益，所以被日本儒学全面接受并严格落实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最充分地发挥着实用功能。

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说已被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因为德川幕府本来就是在将军武士的征伐之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它必然要借助阶位等级制度来维护下不犯上的统治秩序。藤原惺窝就曾以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理论来说明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君臣各尽其责、各守其职。毕生服务于幕藩统治的林罗山则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编撰了《本朝编年》，宣扬“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

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仍普遍承认自己处于“纵向社会”（たて社会）当中[15]，即亲子、师徒、领导与下属、前辈与后辈等纵向关系重于兄弟姐妹和朋友等横向关系。这种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先后有别的等级意识正是从武士时代的等级制度延续下来的。

近代日本儒学以儒家道德礼义为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伦秩序，其最终指向乃是天皇与臣民的上下关系，这样最有利于国民团结一致，共同拥护并倾力扩张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国权。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军卿颁布了《军人敕语》，宣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联为首脑”。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宣扬这些说教都是在强调天皇与军人的主从关系和上下等级，其直接结论就是军人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脱胎于中国儒学的等级制度，在服务于武士阶层之后，又开始服务于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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