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晚，这天的北京饭店的生意似乎不错，店内几乎座无虚席。

往来的客人有说有笑，彼此间开心的聊着社会上的事情。突然间，有眼尖的客人发现，有一群人在一瞬间围住了北京饭店。

包围住北京饭店之后，从这群人中又走出了一拨人径直的进入店内。为首的那人四处看了看，随即走到饭店南侧的一张桌子旁，并将该位置上坐的人拉起来带了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客人还是饭店方面的人，都没人敢上前阻拦。因为他们已经看出，围着饭店的这群人身穿制服，正是公安部的同志们。

能同时让这么多的公安民警出动，这个被抓的人要么是穷凶极恶的犯人，要么是潜伏在北京的间谍或者叛徒。

但是，目睹这一幕的群众们不会想到，眼前这个被带走的男人既不是犯人，也不是间谍，而是我党的高级干部。

他叫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直活跃在隐蔽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为什么潘汉年同志会在北京饭店被抓？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被捕之后，他又经历了什么？

风波

1954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伙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密谋分裂党、篡夺国家权力，在七中全会上遭到了组织的揭发和批判。

阴谋暴露后，高岗和饶漱石都被逮捕。由于两人在党和政府内长期担任重要职位，这导致许多人因此而受到牵连。

有的人是高岗和饶漱石拉帮结派形成的企图夺权的小团伙，有些同志则是因为隶属关系而遭受到不明不白的冤枉。

高岗被捕之后，他拒绝接受组织的审判，不久就选择了自杀。

高岗一死，许多秘密也随之被掩盖，为了肃清内患，党内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和批评，其中，尤以原西北局和东北局的同志们遭受牵扯最深。

这样的审查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党内不少人人心惶惶，政府一时间竟不能很好的运转。为了防止矛盾扩大，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小组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党的干部必须主动交代革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成材料交到组织上。

如果态度坦诚，知错就改，那么组织可以视情况既往不咎，恢复到正常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原来对组织有过隐瞒的同志们选择了和组织坦白。客观来说，毛主席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维护党内团结的，许多同志由此放下了心中的芥蒂，重新踏入到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去。这其中，就包括了原西北局的干部胡均鹤。

胡均鹤原来是高岗的下属，虽然在此次的高岗密谋夺权事件中，胡均鹤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其中。但他还是写了材料交待自己以前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他是地下党出身，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身在黑暗之中，难免会沾上一些不可言说的难处。借着此次机会，胡均鹤也算是出了一口郁结在胸中的闷气。

除了坦白自己的问题之外，胡均鹤还向组织透露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潘汉年在抗战时期曾经和汪精卫有过一次违规接触，并且这件事情在党内只有他们二人知道。

胡均鹤的材料交上去不久之后，毛主席就知道了此事。此时的潘汉年不知道他的问题已经被别人说出，而他自己却没有主动交代。有同志询问毛主席，是否该主动找潘汉年谈话，但毛主席摇摇头，说：

“他可能是有别的什么事忙着了，还是再等等吧，对自己的同志，我们要有耐心。”

其实，除了和汪精卫接触这件事，潘汉年在土地革命时期还充当过博古和王明的秘密联络员。这些毛主席心中都非常清楚，但他还是选择了给潘汉年一些时间，等着他来主动坦白。

毕竟如果组织上先找到他，那就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了，这样的结果总归是不好的。

可是，此时的潘汉年还不知道胡均鹤已经交待了问题。出于避嫌原则，胡均鹤在提交材料后，并没有和潘汉年提过此事，潘汉年也觉得他和汪精卫的会面十分隐蔽，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就选择了沉默。

直到1955年4月1日，在一次得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潘汉年才从别的同志得口中了解到胡均鹤早在去年就向组织交代了问题。

一番思索下，潘汉年忽然冷汗直冒，他是清楚胡均鹤知道他和汪精卫秘密会谈过的，如果胡均鹤交代了这个问题，而自己还没交代，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潘汉年急得不知所措，他思前想后，决定找陈毅交代这件事情。

陈毅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也是潘汉年的老上级，并且他二人之间的私交还不错。当潘汉年和陈毅说完此事后，陈毅气的指着潘汉年骂道：

“你真是糊涂啊！这么严重的错误，你怎么早不向组织报告？你知不知道私通汪精卫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不可原谅！”

怒斥完潘汉年之后，陈毅平复了下心情，他看着自己这个老下属，摇摇头。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得赶紧向组织坦白才行。

4月2日晚，陈毅拿着材料找到了毛主席，将潘汉年和他之间的对话完完整整的复述了一遍。听完陈毅的话后，毛主席说：

“潘汉年在明知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还向组织选择了隐瞒。现在问题遮盖不住了，他不主动找组织，反而找上了你，是指望用老朋友的交情换取宽大处理？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与陈毅谈完之后，毛主席又找来了公安部长罗瑞卿，让他尽快将潘汉年控制起来，处理问题。

罗瑞卿得到命令之后，马上就布置起来。

第二天，潘汉年正好和吴祖光夫妇、夏衍等好友在北京饭店吃饭，结果饭还没吃完，他就被公安的同志们带走了。

作为我党在隐蔽战线的干部，潘汉年是怎么和汪精卫扯上关系的呢？

他又是因为什么才对组织选择了隐瞒？这一切还都要从潘汉年的早期经历说起。

革命如火

1906年，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潘家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大家族，家境优渥，名望深厚。自小，潘汉年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酷爱创作，写得一手锦绣文章，15岁时便能登报，以致于宜兴当地的百姓都传言说文曲星下凡到潘家来了。

若是放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的时代，恐怕家境殷实的潘汉年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成为一代文学大家都不是没有可能。

可惜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革命思潮涌动的年代，这就注定了像潘汉年这样的热血爱国青年，最终还是会放弃安之若素，投身于革命浪潮中。

18岁这年，潘汉年告别家人，一人独自前往无锡。在无锡，潘汉年认识了与他年纪相仿的博古。由于都怀揣着一颗救国治世之心，两人一见如故，博古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向往深深的影响了潘汉年。

1925年，在博古的介绍下，潘汉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汉年入党之后，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潘汉年因此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工作期间，潘汉年身上优秀的宣传能力被发掘出来，他的如椽之笔，深刻的揭示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又大力的传播了革命思想。由于能力出众，潘汉年很快就在组织中脱颖而出，并被选为宣传科长。

正在潘汉年以为找到了自己的毕生信仰，正准备大展身手时，蒋介石却背叛了大革命，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曾派人招揽过潘汉年，并许诺以高官厚禄。但潘汉年认为蒋介石此举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遗愿，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邀请。拒绝邀请之后，潘汉年意识到上海已不再安全，于是他辞去了宣传科长的工作，经由杭州秘密前往了苏区。

到达苏区之后，潘汉年担任我党宣传方面的负责人，继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文艺界，潘汉年还发起了左翼运动，号召全国的文艺领域的人一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左翼运动的发展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其中以鲁迅为甚，他积极创作文章，以笔为枪，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抨击。

因为工作能力过于出众，又和当时党内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博古有着旧时情谊，潘汉年逐渐走入了党中央的核心。

在这期间，毛主席因为与博古、王明等人对革命路线有着不同的意见而遭到打压，潘汉年顺势从原来负责宣传工作到宣传谈判一把抓。

当然，潘汉年在党内地位上升的这么快，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博古的关系很好，主要还是潘汉年的能力确实很强。在前几次围剿期间，面对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冒险前往广州，找到了李济深和陈济棠二人谈判。

在他的力争之下，李济深和陈济棠最终同意撤销了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的经济也是因此能够在连续几次的围剿下维持住而不崩溃。

1931年4月，中国特科上海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是中共特科的高层领导，他的叛变使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大量的地下党员因此遭到逮捕或杀害。

危急之下，党中央不得不对中共特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潘汉年因为之前出众的工作能力，也被推荐担任上海情报局局长。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潘汉年从未接触过地下工作。可是在进入中共特科之后，潘汉年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将上海地区原来被摧毁的情报系统重新恢复起来。

周总理发现潘汉年在搞地下工作这方面也有着如此强的工作能力，就一直让他负责这一块的事务。为了更好的投入工作，潘汉年也放弃了原来相对安全的宣传事务，全身心的投入到情报方面去，成为了党内知名的“红色特工”。

杯葛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潘汉年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建成了从上海到淮南、苏中地区的地下交通线。地下党员们可以将在上海买到的药品、国内外杂志、报纸以及各种仪器等重要战略物品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到全国各解放区。

在当时，像延安这样一个交通落后、远在祖国大西北的贫瘠地区。党中央的同志们之所以能够及时掌握到国际上最新的新闻和资料，潘汉年所领导的上海情报局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突围的新四军残部被国民党军围堵，在弹尽粮绝，伤员较多的绝境下，也是潘汉年指示地下同志们将他们引导出敌人的包围圈，并且保证物资供应，这才为后来重建新四军保留了一批核心骨干。

本来，潘汉年同志凭借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工作成绩，是非常有前途更进一步的。可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铸成了大错。

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期间，潘汉年曾通过一条隐蔽的途径找上了当时“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76号”是汪伪政府的特务机构，其地位和功能类似于国民党的军统。

李士群是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为人贪财好色，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李士群仗着鬼子的余威做了不少坏事。

潘汉年为了打通汪伪政府的情报线，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买通了李士群。李士群对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忠诚可言，在金钱的利诱下，潘汉年通过李士群这条线得到了不少关于汪伪政权的核心情报。

1943年，李士群突然邀请潘汉年到南京去，当时的汪伪总统府就设在南京，南京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潘汉年本能的感觉到了危险，但出于工作的需要，潘汉年又不想失去李士群这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于是，权衡利弊下，潘汉年决定冒险前往南京赴约。

到了南京之后，潘汉年如约来到了李士群定好的饭店。在包间中，李士群突然说道：“汪主席要见你。”

潘汉年闻言大惊，汪精卫要见自己？这件事李士群之前可没和自己通过气。但现在自己人已经在南京了，如果不见，可能要面临巨大的风险。

至于为什么汪精卫要见潘汉年，这其中的原因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不过潘汉年在晚年曾经说过，他接近李士群的理由，是告诉他自己在共产党这边很受排挤，因为他曾是博古的人。而他贿赂给李士群重金，也不过是想在汪主席这边买一个“好前程”。

也许，在李士群看来，他相信了潘汉年的话，觉得潘汉年是可以争取的人，所以才告诉了汪精卫。

现在，汪精卫已经到了包间中，潘汉年只能继续编造谎言，小心谨慎的对待。至于潘汉年、汪精卫、李士群三人之间到底聊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党内另一个潜伏在汪伪政权的特工，胡均鹤就知道了此事。

回到上海之后，潘汉年本可以向组织坦白这次经历。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潘汉年选择了隐瞒。虽然从现在的历史来看，潘汉年同志在整个革命期间，从未有过投敌叛变的心思，但在高岗事件爆发之后，他这件隐瞒的事情却变成了致命的错误。

时间回到1955年，潘汉年在被带走之后，对罗瑞卿坦白了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他对罗瑞卿说：“我当时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确实编造了我想投敌的谎言，但我对组织的忠诚始终没变，我也从来没有背叛过组织。”

听闻潘汉年被捕之后，当年和他一起搞情报工作的战友们，比如李克农同志，就一直为他进行申诉。

李克农是我党除了周总理以外情报工作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李克农表示，潘汉年同志的工作能力强，革命觉悟高，所想所为在整个特科里面都是拔尖的，他不可能背叛组织。

可惜的是，因为没有第三人证明潘汉年当时与汪精卫、李士群之间的具体谈话内容，潘汉年还是被判处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进行劳动改造期间因病去世，享年72岁。

1982年，党中央在对潘汉年同志的革命履历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后，撤销了原来最高法院的宣判，为其进行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在中央发出的《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文件指出：

根据调查结果，党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称为“叛徒”，并对其判刑、开除党籍，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在潘汉年同志含冤去世后，中央终于对他的冤情进行了澄清，并为他给予了平反。

在革命年代，潘汉年放弃党内相对安全的工作，主动前往危险重重的上海，就这份觉悟而言，他确实无愧于党。

在抗战时期，潘汉年也为赶跑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在此期间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为中国革命的付出，他对共产主义的始终信仰，仍然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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