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维护我东北边境和平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果断做出决定派出志愿军支援朝鲜战场，然而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不仅仅要靠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指挥，还有物资、武器装备、粮食等重要因素，为此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公约运动。
1951年开展的爱国公约运动，是在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众创造性开展的，并由党和政府广泛发动而开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内容广泛的群众运动。在抗美援朝期间展开，随着抗美援朝结束而结束。虽然持续时间很短暂，但却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国公约运动是以捐献、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物价稳定、提高工作效率等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支援前方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全国人民省吃俭用，在爱国公约活动期间，共捐献人民币5.5万亿多元，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提供作战物资达560多万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们勒紧裤腰带，砸锅卖铁将钱拿出来支援国家，可以说这场战争不仅是志愿军的胜利，更是全中国老百姓的胜利，可就在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反美反帝的时候，在前方战场上却出现了装有面粉的急救药品，很多战士在使用了这些从后方历经千辛万苦运送来的急救药品后，不仅没有效果，反倒加大了感染，原本只有轻伤的战士，却在使用了药品后，死在了医院。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院里的人又为何没有声张呢？
奸商王康年与李寅廷抗美援朝战争开打后，后勤保障一直是一个难点重点，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尤其在美帝的飞机大炮轰炸下，每一次运输物资都极其困难，很多战士都死在了后勤运输上，但让彭总没想到的是，这些战士们用命换来的宝贵药品，却害死了前方受伤的战士。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康年与李寅廷。
王康年1924年生于浙江杭州，17岁来到上海闯荡，并进入上海的一家商业电台大亚电台当电台报告员，由于每天播报的内容都是商业广告，耳濡目染间，王康年也动起了做生意的念头，在这期间他结了婚，因为岳父是公共租界的巡捕，王康年便在西藏路的生级里开了一个卖杂货的店铺，靠着岳父的帮衬，生意也算不错。
在这之后，上海西药爆火，他便打起了西药的主意，然而此时上海西药供不应求，批药一定要用现金，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本钱，即便是他的岳父也帮不上他，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每天都流进了别人的口袋，王康年日思夜想，终于想到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办法。
他将自己的大西康药房重新装修了一番，开业当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在当天他就收到了不少的定金，然而他却并没拿钱去进货，而是挥霍一空，就这样他靠着买空卖空，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金。
然而到了交货时间，王康年由于拿不出药品，很快追讨货款的商人将他的药房围个水泄不通，他也因此吃上了官司。
但是新中国却救了王康年。
上海解放后，由于国家大力扶持中小个体户，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的调解下，王康年将包括扣住的严广骏药品等都转为债务，以负债经营状态复业。然而他买空卖空、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却没改，而且还变本加厉，把目光投向了国家的腰包。
1951年11月，志愿军后勤部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王康年明明没货，却收进货款揽下生意，可是他却未按订单去采购药品器械，而是将一些闲置的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给了志愿军，自己则拿3亿货款继续做起了投机倒把生意，当有店员发现他以次充好后，他还冷笑着说道：“没事，在美国的飞机大炮下，这些药品到不了前线，没人会发现”。
王康年向37个国家机关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中，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败国家工作人员85人，行贿金额2万余元，骗到定款后却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
无独有偶，武汉的资本家李寅廷和王康年也是一丘之貉。
资本家李寅廷在承接了志愿军急救包制作后，却将志愿军提供的一万斤好棉花替换成废棉花，甚至其中还有1000斤左右的烂棉花，为了省钱，他还命令员工上街上的垃圾桶里去捡棉花，就这样这批基本没有消毒的急救包被送到了前线，很多战士在使用了带有大量的细菌的急救包后，被迫截肢，甚至死在了后方医院。
彭总暴怒一开始后方医院的医生一直不清楚，原本轻伤的战士为何会突然恶化，但随着病情恶化的战士越来越多，医生们也查出了真相，然而面对着这些从国内千辛万苦送来的医疗物资，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国内并不比他们容易，而这些物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被运到前线的。
直到彭总来到医院探望受伤的战士时，他才从战士们的嘴里得到了一个惊天真相，看着这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士，彭总当场暴怒道：“混蛋，我们的战士在前线与敌人你死我活，他们竟在后方投机倒把！”
于是彭总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交给了副司令，而自己则亲自带着劣质医药包回到国内，面见毛主席，当毛主席看着这些志愿军“救命的药品时”，久久的说不出话，他万万没想到竟有人如此胆大妄为、恬不知耻，难道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毛主席立即电令总后勤彻查此事，务必将这些投机倒把的恶狼绳之于法。
没过多久王康年、李寅廷等人都被逮捕到案，同时一批腐败的官员也被抓了起来。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王康年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寅廷则在1952年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