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谁都知道，地球上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就是中美关系。

在中美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中，相互之间的印象，曾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晚清以来，直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官绅文士如同单纯的孩子，普遍对美国有好感，并屡屡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实用主义的美国则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中国观，对中国可谓是“爱恨交加”。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既聪明智慧又迷信无知，既充满活力又无能得令人鄙视，既是难以推动的保守，又难以预料地好走极端，既达观冷静又突发暴力。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总是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钟情与敌视，热爱与憎恨之间徘徊”。〔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格林伍德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两种矛盾对立的看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交替出现。

中国皇后号

在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以前，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往来，乔治·华盛顿甚至弄不清中国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不过，早期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渠道是耶稣会传教士和欧洲思想家的著作。

早期的耶稣会会士在后世西方人看来是过于偏爱中国的，但他们也无不从西方人的视角记载了中国阴暗和光明并存的两面。

一般来说，早期来华的西方人都热情洋溢地盛赞中国的伦理纲常，称赞那些地方官吏饱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任命，为政清明；

但是他们也记载了佛教复杂的斋戒仪式，道教的故弄玄虚，杀婴、贩婴现象随处可见，卖淫肆虐，男同性恋比比皆是等内容。

传教士们也目睹了中国的官吏如何严惩动乱、监视民众、拷打臣民、控制经济。他们记载了中国人在辩论神学问题时的深邃精到，但却发现这也相应导致了中国抵制基督教的态度。他们赞美中国的印刷术和士人文化，但却悲伤地发现这些都促进了反基督教传单在城乡快速传播。

总的来说，通过传教士们收集的信息，美国人对中国这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初步印象是非常好的，把中国看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表现出尊敬和羡慕。

这一印象在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上获得印证。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北美殖民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代表了中国的美好形象，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其价值远超一般商品的范围。

特别是瓷器，不仅是美国家庭的装饰品和财富的象征，而且使美国人了解到中国社会和文化。通过中国手工业品传播到美国的中国形象，是积极和美好的。

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古老、文明、智慧、富庶的中国仅仅给美国人一个直观形象的话，伏尔泰、莱布尼兹和魁耐这些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则从理论上建立了中国在美国人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托马斯·杰裴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詹姆斯·麦迪逊等开国元勋们，都受到了欧洲这种中国观的影响，把中国看作值得尊敬和效仿的大国。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中对中国钦羡备至，希望美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和财富，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引进中国人的勤劳、他们的生活艺术和改良农业的方法，美国会很快像中国那样遍地炊烟”。富兰克林买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也讨论过中国的社会组织，他甚至考虑派使者前往中国，让“年轻的美利坚民族”可以学习中国历史悠久的法律。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 erson）研究了中国的“自然贵族”，推崇中国的农业立国政策，把中国作为他在美国建立农业理想国的楷模。他还赞赏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采取超然孤立的态度，认为美国也应像中国那样孤立于欧洲之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纷争，也可以避免美国沾染欧洲的邪恶、动乱和腐败，以保持美国农业文明的纯洁性〔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

美国人对中国的羡慕和尊敬，是两家没有直接交往的情况下产生的，基于“道听途说”的而来的印象。

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后，美国人开始直接目睹中国的真面目。

美国人发现眼见的中国与耳闻的中国相去甚远，顿令第一批美国商人产生一种失望感。

“中国皇后号”商务代理人山茂召（Samuel Shaw ）在来华之前对中国的印象是非常美好的，但他来华后目睹的中国官吏的暴虐、腐败，特别是广州“贸易官员的欺诈行为”令他大为震惊。他对中国的宗教和风俗也殊无好感，批评中国崇拜偶像，盛行迷信，笃信吉日以及一夫多妻。

美国商人最反感的是清政府官员从来不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视之为未开化的蛮夷。

1841年1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昆西·亚当斯发表演讲，指责清帝国“完全否认其它国家和它本身的平等”，视美国为“奉命维谨、纳贡称臣的外夷”。

不过，当时富庶的大清帝国仍是美国人敬畏的对象， 西方人对中国的那种轻蔑态度，得等到鸦片战争后才慢慢涌现。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还和美国商人友好交往，并且以雄厚的资金实力为美国人提供资金借贷。广州十三行一度成了美国的大债主。

鸦片战争前， 在华美商虽然对中国一些政策和法律多有微词，但由于商业利益得到了满足，对中国社会尚能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看法，对中国的贬斥尚不多见。

1821年在清政府官员的严令下，美商交出了被控涉嫌杀死中国民妇的意大利籍水手德兰诺瓦。他们虽对判决结果（德兰诺瓦被判绞决）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表示服从中国的法律。此时的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中国经商基本能循规蹈矩。

两广总督阮元在奏折中也称美商“恭顺畏法”。

最反感中国的，是1830年后陆续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清政府此时的禁教政策以及中国民众对“福音”的冷漠，使传教士大为光火，他们视中国为邪恶的异教国家，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

这些传教士的宗教偏见在鸦片战争后则迅速成为美国人中国观的主流。

鸦片战争使中西方关系发生了急剧的逆转，也使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从尊敬和服从转向蔑视和拒斥。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国被西方视为劣等民族、失败者和臣民、西方利益的牺牲者、轻视和怜悯的对象，最后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被保护人。——伊罗生：《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人心中中国和印度的形象》

蔑视中国的始作俑者和最主要的鼓吹者是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传教士以基督教标准把中国描绘成堕落、黑暗、濒于毁灭的异教国度，对中国人在美形象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早在1832年10月，由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主编的《中国丛报》载文称中国人的主要特征是“虚骄”、“傲慢”、“绝对的自私”以及“偏爱貌似有理的谎言”。

卫三畏

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眼里， 中国人的特点则是“残忍”。他声称中国人的残忍是成吉思汗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并体现在中国的法律之中。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把“腐败、残酷和不公正”并列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三大特性，并称中国官吏的“残暴”“骇人听闻”，“人民的邪恶”是基督教国家的人民“难以想像的”。

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他提出中国人有八大积习， 即：“骄傲”、“愚蠢”、“恇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

林乐知

19世纪末的“中国问题专家”、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

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

明恩溥声称，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描绘不过是一幅中国沿海的水彩画，并没有深入到中国的深处，为此他要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中国。

他言道：“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一些风景一样，远看美丽而诱人，近看则常常破旧不堪，臭气熏天，令人讨厌。”他在书的最后以救世主的口吻说道：

“为了改造中国，中国人的性格之泉必须得到净化，良知必须被置于崇高地位。”

“中国需要的是正义感……和一种崭新的生活。我认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迫切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久地、彻底地满足这一需要。 ”

该书在西方被奉为经典，而且还被译成日文， 名为《支那人的气质》，成为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极好“教本”。改开之后此书再次被引入中国，虽然有些内容是事实，但是总体倾向还是来源于基督教的宗教偏见。

从1849年起，大批的中国移民进入美国西部。随着中国移民每年以成千上万的数量增长，他们在西部铁路建设、挖矿、园艺和渔业等领域展现出竞争力，美国人才意识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抢夺他们这群欧洲移民的收入，这演化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种族主义者带着厌恶和恐惧的情绪，将中国人视为玷污血统、传染疾病的源头，这成了政治竞选的一个话题。各州针对华人制定了在住房、工作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歧视性立法。

加利福尼亚和怀俄明州的华人被暴徒杀害。华人总是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辈生活的土地上，而不是定居下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美国，因而美国人对中国人满怀厌恶之情。他们在排华浪潮中故意歪曲中国人的形象，渲染所谓“黄祸论”，其言论构成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来源，至今余毒未尽。

到19世纪80年代初，排华浪潮形成一股浊流并在西部蔓延。

反华分子为中国勾画的肖像是：懦弱、残忍、排外、无信、猥亵、放荡、好赌、杀害婴儿、吸食鸦片、崇拜偶像、思维混乱、政治专制、流行瘟疫、 一夫多妻、 缺乏进取精神。

1876年，美国参众两院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对西部中国移民进行调查，在最后提交的报告中，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并警告加州白人有被华人压倒的危险。于是，黄祸论堂而皇之地成了《排华法案》的理论支柱。

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基本上与中国半殖民化程度成正比，在世界之交达到顶峰。八国联军侵华之战，美国人积极参加。西奥多·罗斯福、亨利·亚当斯、阿尔弗里德·马汉均是黄祸论支持者，对中国人的蔑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可救药的“中国佬”（Chinaman）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同时，门户开放政策让美国人自我感觉为维护中国主权的恩主，使得他们为中国的保护者。

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是在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耻辱中结束的。新的世纪开始，大清王朝被迫改革了。清末改革和辛亥革命被看作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观的证明，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特权和自由。

在美国人看来，这既是西方长期对中国影响的结果，又是中国人开始觉醒的标志。1905以后，在美国人开始大谈“中国的觉醒”，“觉醒”后的中国人的形象自然也就与从前大不相同。

美国传教士是为此最高兴的美国人群体。1907年，丁韪良（W.A.P.Martin）撰写《中国的觉醒》一书，宣称“中国的一切——从宗教仪式到鞋扣样式等都在改变”，赞扬中国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改革精神”，开始进入一个改革的新时代。

在传教士眼里，民国的中国人与19世纪的中国人是大不一样的，他们不仅有着杰出的品格，包括稳健、坚韧、勤劳、乐观、智慧和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且正在“破除无知与迷信的魔力”，从封闭中走出来。

明恩溥也突然发现“中国人有很多美德，其中包括强烈的责任感、沉着稳健、勤劳、无与伦比的坚韧和永远的乐观精神”。他还赞赏中国人“已具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

赞扬中国改革，重新估价中国的并不仅仅是传教士，连一向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的罗斯福也注意到“中国人正为维新做出努力”，并对此“寄予同情”。他发表题为《中国人的觉醒》的文章，“赞扬中国新的民族精神”，认为“一个新中国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

不过，美国人在退还庚子赔款等事件上积极表现，使得他们认为中国的觉醒是美国“施恩”于中国的结果，是美国使中国免于列强的瓜分，而且提供了中国改革者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工具。

美国门户开放照会中提出的所谓“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决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不过是美国政策掩饰其一己利益的冠冕堂皇的招牌；在中国传教办学的传教士所钟爱的也并不是中国，而是改造异教国家、完成他们传教使命和谋取利益的机会。

但是美国政治家和新闻媒介的确自以为是中国的保护者。

“政治家和报纸所唱的高调，在20世纪形成一种信念，认为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是中国独立的维护者，她设法保护这个不幸的国家免遭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之害”。

传教士也极力给美国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他们在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且他们的牺牲和努力得到了中国人的接受和感激，因此中美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这样，中国“被保护者”的形象成为20世纪美国人中国观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美国人希望：4 亿智力低下的中国人在美国的适当保护和经营下将成为4亿顾客，为美国的商业和实业创造无穷的机会； 4亿蒙昧的灵魂在美国的指导和训诲下将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从而大大增加人世间上帝之国的领地。这双重梦想激励美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仁慈的保护神，这观点从20世纪初开始，已在美国人脑子里打下了思想钢印。

美国“保护”中国，不过是夸大事实的欺世之谈，但以恩人自居的心态在美国人心中却非常普遍，以至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视为忘恩负义，曾痛苦地折磨美国人，艾奇逊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也屡屡提及美国对中国的贡献和友谊。

赛珍珠

30年代上半叶，国民党政权由于其强烈的亲美色彩而得到在华美国人几乎一致的赞扬。美国国内公众则开始通过另一个渠道，即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了解中国。

在美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的中国人不是拖着辫子、吸食鸦片、神情麻木的病夫，就是残忍凶恶、狡诈阴险的异教徒。

30年代，伴随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勤劳、诚实、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主要有赛珍珠（Pearl Buck）的畅销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赛珍珠的《大地》。

可以说：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

她以理想主义笔调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可敬的中国农民，他们善良、纯朴、吃苦耐劳，特别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深依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丑恶的人性顽强博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美国人，其感染力远超传教士、记者和商人的著作，极大地改变了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大地》初版于1931年，后又多次再版，共发行了一二百万册，1937年拍成电影后，约有二千三百万人观看了影片。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美国各大报刊在头几版的显要位置报导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雄形象开始在美国人心中树立起来。“抗战领袖”蒋介石成为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1938年《时代》周刊把蒋氏夫妇评为该年度新闻人物。

中国人四年多的英勇抗战推迟了日本的进攻，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人意识到美国获得了数年的安宁与和平，是中国抗战的结果。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仅仅是英雄，而且成了与其患难与共的战友。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对这一战友满怀希望：“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战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米尔顿赞扬中国“创造了英雄般的业绩”，认为“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崛起……推动中国走向自由”。

1942年7月， 美国国务卿赫尔通过驻华大使高斯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美国人民一直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尊敬注视着中国人民在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抗击强敌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宋美龄赴美

1943年，宋美龄赴美寻求援助受到热烈欢迎，美国众议院以起立和雷鸣般的掌声欢迎她发表演讲。宋美龄富有感染力的讲演使很多议员流下了眼泪。

抗日战争使中国人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尊敬，中国不再是精神麻木的东亚病夫，也不再是缺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的一盘散沙。由日本侵华激起的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使美国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在美形象达到了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

很可惜，国民党和国府很不争气，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使得战事连连挫败。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笼罩在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头上的光环开始逐渐暗淡。

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则使他们失望，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草菅人命，使美国人感到愤怒。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英雄形象瞬间破灭了，在华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盟友。

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驻华和在中印缅战区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的美国军人，以谢伟思为代表的部分美国驻华外交官以及以拉铁摩尔为典型的部分驻华记者——这些人是最早从对国民党的幻梦中清醒过来的美国人。

美国记者雷兰德·斯托回忆他曾“带着美国人典型的浪漫想法来到中国，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令人窒息的贫困和堕落”，并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位英雄。但来华后，他的幻想完全破灭了。

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抗战初期曾一度对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表现出高度尊敬，称赞宋美龄“举止端庄典雅”，宋子文“对世界事务具有广博而缜密的了解”，胡适为“令人尊敬的哲学家”。但到太平洋战争后期，他开始大谈国民党的贪污和无能，对国民党政府漠视民众的不幸和苦难深为反感。谢伟思等人更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僚深恶痛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对他们的丑陋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

谢伟思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导致很多在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极端不信任。他们把腐败官吏身上的贪婪和狡诈视为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品格，中国人被视为“骗子”和“无法合作的人”，上个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心理重新开始抬头。

中印缅战区“几乎所有在册的美国士兵和大部分军官都一致看不起和讨厌中国。……他们眼前都是些中国政府腐败的官僚和商业投机者”。“他们毫不区别地相信中国人与其政府是一样的”，“都是贪污、无能和靠不住的，他们看到了欺诈、道德败坏和无知，因此（对中国）没有同情和怜悯，只有反感和厌恶”。

——西奥多·怀特和安那利·雅各比：《中国惊雷》

战后初期，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和无耻使国民党政权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不仅谢伟思等中国通，即使那些援蒋派人物也都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

魏德迈将军上了time

1947年来华调查中国状况的魏德迈将军，公开历数国民党政权的弊端：贪污腐化、滥捕滥杀、秘密警察横行，并痛斥国民政府大多数人贪婪、无能或二者兼而有之。1949年8月， 艾奇逊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也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形象做了直白的描绘。

美国人中国观的大起大落，也反映了国民党政权每况愈下的贪腐情况，很多美国人对国民政府的败亡早有预感。在中国内战（解放战争）期间，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阻止中国爆发内战;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这场战争;三、阻止共产党及苏联从美国与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

事实上，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的政策，而是源自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力量。

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无可奈何地打算放弃中国。

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中国积贫积弱，无关紧要，中国是一盘散沙，技术粗鄙，经济落后，人民正在饥饿中挣扎，“中国继续因其弊端而被轻视，因其人民的苦难而被怜悯”（某报纸忘了具体名字）。

历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走完一轮循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回到了始点。

抗战以前，在美国人心目中，残忍几乎是中国人的固定形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残忍形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友好、善良和爱好和平。日本，成为大多数美国认定的东亚最残忍狡诈的国家。

到1951年，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两国在美形象发生了陡然的逆转，中国成为残忍的侵略者，而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民族。

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影响中国形象的典型例子。

能清醒看待中国的美国人不多，1949年之后更少。美国政界陷入了为什么会“失去中国”的争论中。

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一溃千里，震惊了所有美国人。伴随着朝鲜战场的美军战况，成吉思汗的好战形象重新在美国人脑海中浮起，中国被视为莫斯科的“傀儡”和忘恩负义的“侵略者”。中国在美形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5月，中共已占领南京，国民党即将失去整个大陆，杜鲁门政府意识“失去中国”无法避免，遂指令国务院成立“艾奇逊小组”，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翟世普领衔，包括各方面专家80余人，负责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即广为人知的“艾奇逊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鲁门，叙述了105年的中美关系，全文8章，附件8份，长1054页，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于叙述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蒋的各种援助，并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文献。白皮书中辛辣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力图证明“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

白皮书的千余页长篇大论，无非说了两条：

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不是美国、尤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失误；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虽然其中关于国民党的史实基本属实，但当时的美国人无法接受，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调查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此后几十年，中国成了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敌人。

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变化，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做了什么，而是美国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造成的。

美国人从来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衡量其它国家的行为，这一源于清教使命意识和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当然，美国人唯我独尊的价值观对中国在美形象的塑造也是原因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是传教士以基督教标准衡量中国的一切，断然宣称是“异教道德使中国人成为最自私、最残忍而又胆小如鼠的民族”。

在另一方面，美国对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行为则备加赞扬，1927年后美蒋特殊关系的基础既有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也有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官员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评判其它国家的做法对美国人认识中国是极为有害的。如今，无论中国做什么，都会动辄挨喷，不是因为任何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不符合美国利益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