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苏南
笔者是一个典型而又标准的军娃。1955年元月出生在南国一所军校的大院里，2，3岁时随父母北迁汉口，在院校和军区大院中长大，十五岁多入伍当兵，先后在北京卫戍区，武汉军区，总后，总参所属的部队和院校工作，从士兵干起一直成长为团职领导干部。服役二十六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国税系统退休。回想在部队工作的二十几个春秋，感到既紧张严肃也生动活泼，又称得上丰富多彩，个中滋味确实值得回味。
第一章
永远难忘的在“禁卫军”中的峥嵘岁月
（接上期）
(3)野营拉练经受锻炼
1973年11月17日晚，我们离开了驻守三年多的085大院，开始了千公里野营拉练的征程。尽管从心理到物质上准备了较长的时间是，但是真正要离开守卫了三年多的党校大院，心中的确舍不得，这里留下了太多的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们每人穿着棉衣，戴着棉帽、背着背包[被子]和棉大衣；背包里还有棉裤、衬衣裤和绒衣裤；背包上别着棉鞋和脸盆。身上右边是63式自动步枪，左边是4枚木柄手榴弹[教练弹]，还有水壶、挎包等，负重有四十来斤。行军的路线是往北京的西北方向走；头三天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是适应性行军。我走到第三天时，感觉非常的疲劳，浑身发软，实在是走不动了。
这时候排长王占江走到我身边，把我的枪从背包上取下来，然后背着我的枪笑咪咪的对我说：你摸摸我挎包，看里面有啥？我伸手一摸里面有一包饼干，于是我掏出来几块放到嘴里；饼干一进肚子里，马上觉得浑身有劲，精神倍增，体力充沛；于是我对排长讲：我没事了，把枪给我吧。排长说：你再缓一下，不着急。
通过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及时补充能量有多么的重要；从此以后在行军大休息或宿营时，我都会到商店或供销社买糖果点心，放到挎包里随身携带，随时补充能量，保持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斗志；几百公里野营下来我没有掉过队甚至脚上没有打过泡。
第三天的下午部队走到门头沟的谭柘寺附近宿营，我们连驻在南村，在这里休整了两天；这次休整很及时也很有必要。两天后再开始行军时，部队的体力和精力有了明显的变化，每天行军的里程增加了，行军的速度加快了，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一天晚上连队宿营在房山的长操村，这里曾经是抗日时的八路军根据地。当地老百姓有拥军拥政的光荣传统，对子弟兵非常好。我们班的房东是个老党员，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八路军在此地抗日打鬼子的故事。
此时正是初冬季节，但长操地处深山区海拔较高，天寒地冻，为了让子弟兵能休息好，家家都把火坑烧得热哄哄的；我是第一次睡火炕，到了半夜觉得好热，于是就把下面的垫被给掀掉了，直接睡到坑席上；结果就像躺在蒸笼上，被火直接烤得受不了，只好又睡到垫被上，这才进入梦乡。离开了长操后，经霞云岭、蒲洼等乡镇，就进入到河北省的地界，我印象中部队一直沿着山区公路向北先进，经过了涞源、涿鹿、下花园等地来到了董存瑞的故乡-怀来县存瑞公社。
这一路走来发生了几件事情，令人难忘。在进入河北境内的第二天，那天是11月24日，上午我们正在行军时，营教导员孔祥秀同志站在一个高坡上大声喊道：同志们，今天是11月24日，1970年的今天，毛主席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野营拉练情况的汇报”上批示：“这样训练好”；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用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经教导员这么一鼓劲，部队嗷嗷叫的往前奔。
11月25日团里搞战术课目演习，临时拉练了我们连队。那天上午我们连队正沿着公路行进时，突然接团的紧急命令，要求我们连队在二十分钟之内，迅速占领公路东边的制高点，保障全团主力行军安全通过。此课目为：团行军侧翼警戒；当时连队距制高点 -黑山寺还有三公里多。周连长当即下命令，全连人员只携带武器装备，其余的东西一律放在原地，跑步前进，一定按时完成任务，于是我们大步疾飞，争先恐后的朝黑山寺冲去。待我们冲上山顶时用时才十七、八钟；我们连队圆满的完成了此次拉练。
我们野营走到董存瑞的家乡后，在此地休整了几天。在这之前，全团进行了一次挑战体力极限的强行军。那天出发时，天还没有亮，大约是早上六点左右。走了一个白天，下午天将黑时吃完晚饭后，连里面命令，所有人的背包放在原地，待后勤人员收拢后送到宿营地；个人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行军。就这样又走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才到老乡家住下来。如此算起来，这次行军走了二十六、七个小时，行程在一百公里左右。
后来听指导员在讲评时说：全连有一百多人的脚上都打了血泡，但是大家都咬紧牙关不掉队；没有打泡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姚苏南等极少数几个人。其实我比在大多数人走的路都多，除了正常行军之外，我还经常跑到路边、站在高处，打着快板给同志们鼓劲，宣扬好人好事。
晚饭后连长让我跟着他，当他的临时通信员。一路上跑前跑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塞外冬天，夜里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可我却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的浑身还冒汗；渴了就喝水壶的冰水[壶里的水结冻了，用剌刀把冰捅开]，觉得水好甜真解渴。饿了就从挎包里掏几块饼干放到嘴里，顿时力量倍增。
我记得白天行军时，团里的宣传鼓动组在路边用大喇叭，广播了9连孔凡强班长[也是团宣传队的班长]写的一首小诗：“朔风凛冽山涧吼，千军笑迎大步走，攀越高峰回首望，连绵群山似小丘”；这首诗道出了我们当年野营拉练，不畏艰难困苦的昂扬斗志和豪迈气概。那天从行军到宿营有二十六、七个小时，但是真正在路上走的时间只有二十四、五个小时。
天亮时大约在六、七点左右的时候，团里搞了一个遭遇战的演练；由于没有我们连的任务，于是我们就在演习地域外一边休息一边等待，演习结束后全连人员才一瘸一捌的进入宿营地。大家匆匆忙忙的吃完早饭就倒头大睡，直到晚上天黑才起来吃晚饭。
我们班是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家宿营；这位书记大约四、五十岁，他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他家住的几个晚上，支书总坐在火炉边和我们聊天讲故事。据支书说，董存瑞的家乡在抗日战争时，是游击区，他那时就当保长。白天鬼子伪军来，晚上八路来。敌人来要粮要肉要饲料，不给就抓人打人；八路过来也是要粮要饲料要钱，支书说有一回八路的侦察员过来要东西，他没有满足要求，侦察员用盒子炮的枪管把他头上磕了几个大包。
支书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是游击区，敌我对此地都很重视，斗争十分激烈，环境也很恶劣，几任区委书记都牺牲了，还有一个书记被捕后叛变了。我们问他，区委书记怎么会叛变呢？他说区委书记也不想当叛徒，可是敌人打得太厉害了，正常人根本受不了，没有办法了。我们还问他：你被敌人捉住过吗？他说：被敌人抓住过。一次他和一个八路的侦察员到张家口城里侦察，在城里边被鬼子和汉奸抓住了。敌人只是怀疑他们是八路，但没有证据。于是把他们吊起来打，还用烧红的捅火棍烫他们的后背，但是他们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后来找了担保人把他们保出来了。我问他，打的这么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了？他说：肯定不能承认是八路，否则就没命了。
同老书记交流了几次，我觉得受益非浅，对党史军史革命奋斗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切实体会到老区人民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在董存瑞家乡休整时，全团还参观了董存瑞纪念馆，好像还聆听了董存瑞父亲作报告。休整结束后，我们继续行军，经过河北的赤城县后到达了北京市延庆县香水营公社，我们连驻的村子叫啥名，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个村子紧挨着一个军用机场，经常能看到战斗机起飞和降落。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一周左右，我就到宣传队去了。野营拉练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
(4) 执行军农生产任务
1974年的春节前，我从团宣传队回到了连队。当时我们连队结束了野营拉练后，在西北旺的皇后店村驻扎。春节过完，连队就开始动员到房山农场执行军农生产任务。农场在约有二千来亩地，每年都要抽调一个建制连队去执行生产任务。我们连队是三月初进驻农场，我是当年的十一月中旬离开连队的。我在农场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从播种到收割一个完整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不少困难、遇到了许多问题、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对农业生产是一无所知；通过这近一年的生产劳动，使我直接的从事农业生产，直观地去了解和认识粮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而且还亲身体验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累和辛苦。这一年我觉得收获非常大，通过实践，切身体会到粮食的确来之不易，农业、农民非常辛苦也非常了不起。到房山农场劳动非常地辛苦和劳累，原因是这里没有农业机械，什么农活都是靠人工劳作，用手工劳动。
三月初我们一到农场，就接到任务，越冬的小麦正返青，要及时的灌溉。于是每个班都分配了几十上百亩小麦地，先修简易水渠，然后从水井里抽水，往地里灌溉；全班分成两组，二十四小时倒班连续的劳作，高强度的运转。我和七三年入伍的王守平、孙德标二人为一组，经过近十天的“连续战斗”，终于胜利的完成了任务，首战告捷。
接着就是培育水稻秧苗。初春的房山，北风依旧呼啸，育种田里的水面上浮着薄薄的冰，早上六、七点太阳还没有露头，气温仍在零度上下。全连人员都站在田埂上，大家都在迟疑着时，在农场蹲点的姚副团长把棉裤和鞋子一脱，衬裤往上一卷，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说着他带头跳进了水田；大家一看首长带头下到水里面了，于是都纷纷脱棉裤下水，在农场技术员的指导下，开始下种育苗。姚副团长边带着大家干活，边讲当年的光荣传统。
他说：49年成都战役时，我还是个新兵，当冲锋号响起时，班长就喊“该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不怕死的跟我上”，于是我们都跟着班长冲上去了。听了老首长的一席话，在场的同志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大家顶着寒风，趟着冰水，争先恐后的平地，撒种、盖薄膜；同志们的腿、脚被小冰碴子划的都是一道道血口；但是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都是咬牙坚持。经过十来天的奋战，全连按时完成了育秧苗的任务。
六月中下旬进入收割小麦的季节，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在下雨前收割完毕；每天4、5点下地割麦，9点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去收割，中午在田间地头吃饭；下午6点回来吃饭。每个人每天至少要割一亩麦子，我们班6个人，每天要割七、八亩麦子。班长刘则国要求每人先独自割一亩地，最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我尽管非常努力，十分的卖劲，但是每天割一亩麦子对我而言，的确是力不从心，实在是无法完成。到下午4、5点钟时，全班的同志都会过来帮助我收割。待麦子收割完，就进入到紧张的插秧阶段。房山农场的田地都是修整成网格状的，四四方方一块地，每一块是一亩地。插秧前要翻地，这个活全部用人工干。指标下到每个人，每人每天必须翻一亩地。在近十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扛着铁揪，撅着屁股，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奋战在田野间；开始的几天我完成指标有点困难，后来经过磨练，速度也加快了，每天都能完成指标。当时水田里的水都是从官厅水库放出后，沿着水渠流淌了几十公里，灌溉着沿途的乡村和农场稻田。连队把人员分成插秧组、运秧组和耙地组；我是耙地组的成员。
所谓耙地就是平整水田，把高于水面的泥土往低处赶，最后将一块水田整理的基本上是在一个平面上。平水田的耙子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上面装个把手、再装几根绳子；前面有四个人用力的拉绳子，后面一人撑控着耙子，几个人光脚在水田里趟来趟去，直到把水田弄平后，插秧组才开始插秧。水田里经常有碎玻璃、铁丝等硬物，我们耙地的人几乎每人都被扎伤、戳破过；我就负过三次伤，最重的一次是脚后跟被划了好深的一个口子，流了好多的血。卫生员包扎后说，不能再下水了；否则要感染发炎。但我只休息了半天，就穿着袜子又下水干活了。
插秧的时节人真的好辛苦，要不误农时抢种抢插，我们耙地辛苦，插秧的人员也很辛苦，每人每天必须插六分田；房山农场位于永定河畔，全是半土半沙的田地，插秧苗时用手几乎插不进去，沙土经水一泡就板结了。于是他们每人拿根小木棍，先挖个小洞再把秧苗栽进去。插秧结束后，待秧苗一天天长大，我们就转入田间管理，拔草施化肥；每次从稻田里走一趟出来，腿上就爬满了蚂蟥；大家就用鞋底使劲的照腿上拍打，直到把蚂蟥拍下来为止。
到了十月二十号左右，开始收割稻子了。此时的指标依旧是每人每天收割一亩地，大家鼓足干劲，争先恐后的投入到抢收战斗。我记得“双种双抢”时，团里都会派人参加战斗。收割稻子时是三连过来支援我们的。三连的柳福林也是宣传队的队友，他父亲是老红军，在绵阳军分区离休。他见到我时告诉我，他姐姐结婚了，姐夫与姐姐是一个医院的，都是保定252医院的。
房山农场生产的大米是优良品种“小站米”，吃起来很香。当时农场的稻子亩产已经达到八百到一千斤；麦子亩产有六百多斤，比周围农民的亩产高好多。经过我们这一年含辛茹苦的艰难奋战，夏粮和秋粮都获得了大丰收，收获的粮食堆积如山，把两个大粮库塞得满满当当的。但是这么多的大米白面并没有分发到各个连队，而是分给了北京市的各个单位，我曾经看到中央乐团都来车拉大米。不管这些大米白面都给了谁，反正我们连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伙食有了巨大的变化。每顿饭都是大米白面，不吃粗粮了；炒菜的油水也多了，每个月能吃上一、二次红烧肉，满满一大锅红烧肉放在伙房，谁想吃多少就盛多少，管够管饱。
连队的经费也有了节余，于是就买了一台电视机，改善和丰富了连队的业余文化生活。十一月十号左右，在我们完成了小麦播种任务后，连长、指导员和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连队接到团里通知，上级已经同意我调离一师二团，到武汉军区部队工作。听到此信息，我很坦然；因为半年前我就已经知道此事。两天之后在指导员的陪同下，我先到营部，教导员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传达了北京卫戍区首长办公会纪要的有关内容；我在营部住了几天，先后到王府井、前门等大街购物，还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向首都北京和首都警卫一师的部队庄严的告别。
作者军装照
姚苏南，男，1955年元月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1970年12月入伍，在首都警卫一师二团一连当兵，曾经在军委办公厅大院站岗执勤3年多。1974年12月调入武汉军区部队工作，先后在装甲兵，军区后勤部和院校工作。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管理员,，教员，参谋，副处长。1995年转业后在国税系统工作，先后任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办事员，科长，武汉市硚口区局副局长，省局副处长，处长。2015年3月退休，现在居住在广州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