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和华清池同时开了火，蒋系官兵200余人死于乱枪之下，其中包括“中执委”主任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两个宪兵团长等等大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20多名贴身侍卫，也被怒气冲冲的东北军打成了筛子。虽然二十多天后，“双十二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可这些鹰犬难不成白死了？

当然不是，报复很快就到来了，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后，顾祝同旋率大批中央军入陕，连警备京畿的宋希濂第36师都调过来了，以保持对东北军、陕军和红军的军事压力，而对于陕甘地区的16万东北军的处理办法，南京当局则给出甲乙二个方案：甲案：“三位一体”（东北军、陕军和红军）须让出西安及周边地区，由中央军进驻，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须返回陕北。乙案：西安仍由中央军接防，但东北军可调离陕西，赴安徽和淮河流域较富庶的地区驻防，第十七路军单独西调，红军仍回陕北（大意如此，非方案原文）。

应该说，甲案对于“三位一体”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让出了西安及周边，但东北军、陕军和红军毕竟还是同在西北，随时可以联合起来，足以让南京方面有所忌惮，谈判也好争论也罢，都不致太被动。

杨虎城将军和红军都倾向接受甲案，然而东北军内部爆发的严重内乱最终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老派将领们受不了西北苦寒，乐意东调；少壮派坚持强硬立场，希望留在西北，通过军事结盟逼南京放人。

可惜的是，在关于如何处置扣押的大员和飞机，以及怎样跟南京交涉等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居然爆发了火拼：先是少壮派杀掉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后是老派调兵进城报复，少壮派死得死逃的逃。

于是东北军老派势力彻底占了上风，他们不顾陕军和红军的劝告，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同意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遂成定局，分别开赴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驻扎，至此“三位一体”的格局宣告破裂。

仅仅四个月后，全面抗战爆发，原本高喊“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在其后的八年中，初期打得也算有声有色，然而后面的存在感却越来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和缩编，以种种理由将其化大为小，东北军各军原辖四师，整编以后通通缩编成下辖二师的乙种军，各师也按“国防师”的标准只辖二旅四团，整编后尚有六个军建制：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高鹏云）、第109师（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周光烈）、第114师（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周福成）、第130师（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常恩多）、第112师（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金奎壁）、第108师（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徐良）、骑兵第4师（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刘桂五）。

客观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东北军各部打击日寇还是较为卖力的，有点想一雪前耻的样子，比如第49军、第57军和67军血战淞沪，伤亡非常惨重，计有五名将军战死前线。

其中第67军在淞沪战役后期，为掩护主力西撤，在金山卫几乎全军覆灭，中将军长吴克仁战场殉国；第51军则参加了徐州会战，负责在南路阻击日军第13师团等精锐，与桂军联手阻击日寇北犯。

于学忠

于学忠以25000人的兵力，血战淮河防线不退，为北线的“台儿庄大捷”做出重大贡献。会战第二阶段，第51军又死守蚌埠和临淮关，顶住了日军4万余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七天七夜的防御作战中，该军伤亡高达7000余人。

第53军转战冀豫鄂湘数省，参加过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7军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所属第111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起义，改编为万毅率领的八路军滨海支队。

骑兵第2军则在华北坚持抗战，一度划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朱总司令指挥，也就是后来的第96军，整体来看，全部六个军在这一时期，打得都不算孬，跟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以后的抗战深水区，东北军在战场上突然沉寂起来，存在感越来越低，原属67军的第108师，重建以后居然成为“皖南事变”的元凶部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反差如此巨大，是有深刻原因的。

一些军史爱好者将这样的表现归结为东北军“群龙无首”，即张学良离开部队后，东北军失去了灵魂人物，很难形成统一指挥和协同，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乙案”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对东北军的“肢解”！

抗战爆发后，当时还保存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军阀，所属部队都是成建制集中使用的，比如桂系的第21集团军、晋绥军的第7集团军、川军的第27集团军、滇军的第1集团军等等，从而保持独立性。唯独对于东北军，军事委员会坚持拆分使用，东北军所属的六个军按兵力规模完全可以整合成为两个甚至三个集团军，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却是被分散划归各战区：第51军划入李宗仁第五战区、第53军划入程潜第一战区、第49军划入顾祝同第三战区（后转第九战区）、第57军划归鲁苏游击战区、骑2军划归阎锡陕第二战区等等，后面序列变化更是混乱。

换句话说，重庆方面绝不允许东北军组建单独的战役兵团，诸如军团、集团军等高级建制，即便于学忠等人升任过军团长或者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也都是大杂烩，总之东北军的最大编制只限于“军”，便于肢解和吞并。

按当时中日两军的战力比，一个杂牌的军是很难抗衡日军一个师团的，包打一个野战旅团都力不从心，那么在大兵团会战中，东北军的各军只能配属给各战区、各集团军指挥，久而久之便沦为打酱油的角色。

比如周福成的第53军，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调往云南，纳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序列，最初编入霍揆璋第20集团军。“土木系”的霍揆璋完全学会了陈诚的手段，各种理由挑毛病，就是想把53军吞并掉，若非卫立煌仗义出手，这个军怕是早就不存在了。

淞沪会战第67军尽乎全军覆灭，军委会一道命令下来，撤销了该军番号，干脆不给重建的机会。在蒋介石看来，对于这样一支曾经的“叛军”，部队番号能裁一个是一个，只要有差不多合理的借口即可。

万福麟

与此同时，重庆还对东北军实施了“掐头卡脖子”的办法，即对高级将领采取明升暗降，逐步削其兵权，是为“掐头”。王以哲被杀后，最受张学良信赖的首推于学忠，曾一度高居鲁苏战区总司令之职。那不过是暂时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于学忠在不断的排挤打压下，只能卸去鲁苏战区总司令之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再后来干脆在重庆闲居，解甲归田。好容易混上军团长的万福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也不得不交出军权，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刘多荃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升任有名无实的“热河省主席”，何柱国调往桂系把持的第十战区，担任挂职的副司令长官，缪徵流病死吴克仁战死，至抗战后期，东北军原来的六个军全部易主，再无可以号令全军的人物。

打日寇总要有伤亡的，八年抗战下来抗日各部伤亡堪称巨大，需要大量的新兵补充，大多数部队新兵都得换上好几茬，东北军当然也不例外，可问题是，去哪里补充呢？

东北早已沦陷，去老家募兵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东北军各军的伤亡补充，只能依赖重庆军政部拨调的新兵，或者在所属战区就地征召（只能是少量），于是被当局“卡脖子”的情况就发生了。

第一种是干脆不予补充，任其不断削弱乃至自生自灭，比如第51军仅徐州会战的淮河一役，官兵伤亡即达3000余人，休整时却无任何兵员补充，没有新兵怎么恢复建制？要么缩编要么偷偷在当地拉点壮丁。

第二种是新兵拨付不足额，比如某军伤亡5000人，只给拨来2000甚至1000应付，即便是拨来的新兵，99.99%也不可能是东北籍的了，是故八年下来，东北军各部实际上的“东北血脉”已然不多了，这是事实。

张氏父子当年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可已经让日寇夺占了去，东北军除去人员的损失外，战场武器弹药的消耗，还是得张嘴朝重庆要，结果可想而知，要么不给要么少给，总之有100个理由来搪塞。

严格意义上，抗战中期以后东北军已不再算是一支“军阀部队”：没有军事首脑、没有单独的高级编制、没有独霸的地盘、甚至连“东北籍”的部队成分也非常之低了。因此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尚存的第49军、第53军等部，基本划入“中央军半嫡系部队”的范畴了。

这也就解释了东北军在抗战中后期很难有所作为甚至不想作为的主因，打仗肯定有消耗，而重庆又严重歧视，有战功不奖励，有损失不补充，还千方百计掺沙子挖墙脚，哪个部队还愿意拼命？

当年张学良奉令进攻陕北，结果被消灭和重创了三个师，南京非但没有补充还撤了番号，“削藩”之意昭然若揭，也成为张少帅“捉蒋”的动因之一。然时过境迁，失去统帅且被分割使用的东北军，已然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