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繁荣的市井文化与商品经济，还是争相斗艳的诗词盛况？亦或是积贫积弱被异族吊打的屈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既然是登峰造极之时，那宋朝的衰败又是从何时开始，又有何迹象呢？面对王朝困境，满朝文人志士又是如何应对的？
如果你问王安石，他会坚定地说唯有改革才能富国强兵；若是问宋神宗，想必他的答案也是开疆拓土、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司马光，他心中的政治图景无关疆土，无关国家富庶，他想的是广开言路，是政治清明，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好日子。
而在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看来，历史并非无迹可寻，从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年司马光离世，这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政论相争，加速了大宋王朝灭亡的脚步。
在《大宋之变》一书中，作者以司马光的个人经历贯穿始末，从濮议之争到王安石变法，最后以司马相业结尾，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司马光从前台退居幕后，最后又被推到执政中心的地位，这其中，他的失意与愤慨，得志与忐忑，都被赋予了宋王朝转折行进的标志性意义。
本书以人物为主角，辅之以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以及细致典雅的文字功底，再现了当时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那些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他们的政治抱负，都暗含了大宋王朝衰落的真相与无奈。
宋仁宗晚年，无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作为皇帝，他心有不甘。若是注定没有儿子，那么他就只能将皇位传给别人的儿子。这个别人的儿子，就是当时的赵宗实，后来的赵曙宋英宗。
宋仁宗47岁时那年突发中风，虽然最后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连续好几个月都没办法处理政务。这次变故将王朝后继无人的危机暴露无遗，人心惶惶，大臣们纷纷上书劝说宋仁宗尽快确立继承人。
这其中，便有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正如范仲淹说过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居要职时，司马光心中想的是百姓疾苦，尽力不去叨扰百姓；位卑之时，他则时刻关注皇帝的动向，提出自己的见解。
立储关乎社稷安定，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战国时期魏武侯去世时，没有确立太子，他的儿子魏䓨与公中缓争夺王位，致使国家大乱，借此之际，韩国与赵国差点就把魏国给瓜分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如果国君死的时候没有继承人，国家就会被击破。
《资治通鉴》耗尽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司马光的观点正是可以通过其中诸多“臣光曰”的部分来一探究竟。通过魏武侯的故事，不难看出，司马光对于选定继承人的重视程度。
宋仁宗又如何不知道呢？可是，皇帝并非圣人，心底的不甘心让他一拖再拖，直到临死前七个月，宋仁宗才正式将赵宗实过继为皇子，却再没有更进一步立他为皇太子。
宋仁宗的犹疑不决，对于赵宗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备胎皇子的身份，让后来的英宗长久处于压抑忐忑的精神状态中，也为后来的濮议之争埋下了伏笔。
宋英宗大权在握后，就开始发起了对于自己亲生父亲也就是濮王的名义之战，是称呼父亲，还是皇伯呢？
孔子曾经说过，想要治理国家，第一件事就是“正乎名”，名正言顺才能谈君臣父子，才能建立朝纲秩序。
既然赵宗实是过继给宋仁宗才继承的皇位，按照儒家礼仪，他就不能再尊濮王为父。因此，关于濮王称谓的争论，在当时的社会情境来看，更多的关乎社会正义与礼义，以及皇权与现有秩序的争斗。
当时的司马光，自然是捍卫传统，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而另一方，则是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皇考派”。
两方相争，宋英宗静观其变了吗？并没有，他沉默有力地将皇伯派的人一一拿走，或罢免，或升迁，总之将他们调离台谏职位。司马光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被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同时也免去了谏官的职务。
曾经与皇帝、宰相鼎足而立的舆论监督机构，在宋英宗的操作之下，变成了空架子。这场长达一年多的争论结束后，宋英宗得以称呼濮王为父亲。
皇帝的个人心意实现了，可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也逐步背离了克己复礼的道德典范，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在争论过程中，台谏与宰相相互攻击，无形之中制约皇权的台谏制度摇摇欲坠，胆敢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都被赶出政治中心。从前的政治宽容逐渐变成历史。
没有制约的皇权会有多么可怕？宋英宗小试牛刀，却为后来的王朝走向奠定了基调。接下来，宋神宗登基之后，愈发地偏离宋朝初期广开言路的传统，也就在皇权集中的路上越走越远。
王安石面见宋神宗后，两人的心志有多么契合呢？宋神宗说道“朕须以政事烦卿”，王安石回答说“固愿助陛下有所为”。
王安石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在实战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对于宋朝当时积贫积弱的局势有独特的解决思路，这些，都是宋神宗之前未曾了解过的。
可以说，时势造就了王安石，他和宋神宗的契合并非偶然。何以见得呢？
战国时期，魏武侯在位时，任田文为宰相，吴起心中不服。吴起找到田文，就开始质问起来，论带兵打仗，论治理百姓让民众安居乐业，论驻守边关震慑邻国，这些哪一样你田文比得上我？
田文就说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沉默良久，终于承认田文更合适。
这就是时势的力量，很多在后人看来不甚合理的事情，如果放到特定的情景下，便能看出来其中的合理性。
大宋王朝到了宋神宗这里，有一个百年无事的论断，说大宋朝是“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
可是，真的是如此完美的太平盛世吗？宋神宗在这个问题背后，清醒地看到了国库虚空、官僚队伍臃肿与军队冗余低效的问题，这个年轻的皇帝想要改变，想要大有为。
那王安石怎么说的呢？他在《百年无事札子》里从思想、人才选拔、官吏考核、政府不作为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原因，而且，他还抛出了理财无方才会导致财政困难的论断。所有这些，都吸引着宋神宗去追随。
王安石的理论深得宋神宗之心，可是，要想皇帝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那就必须要激发皇帝内心的意志，让他感觉到这一切都是自己想要去做的，而非听从了王安石的安排。
于是，王安石没有急于开展改革措施，而是先为神宗讲学。如此一来，大有将皇帝收为学生之势，事实证明，神宗确实是王安石教出来的好学生。
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面对别人的质疑与抨击，王安石用雷霆手段排除异己，哪怕是宋神宗本人想要启用青年才俊苏轼，让他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都会因苏轼政见不同而拒绝。
他甚至为了应对拿祖宗条理来约束皇帝的人，坚定神宗变法的决心，提出了在位皇帝就是祖宗的说法，原话是“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
王安石怎会不知道言路畅通的重要呢，只是，在他看来，多方讨论只是为了促成方案的出台。眼下大方向已定，变法就是励精图治最好的道路，也就没有必要再听其他人的言论了，过分讨论只会影响效率。
当年商鞅变法的时候，对秦孝公说的一番话，大概就是那时王安石心中所想。商鞅曾说“夫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不需要跟他们解释过程，等到成果出现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满足，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需要与太多的人商量，圣贤的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不必要固守传统。
王安石就是这样做的，坚定推行变法，不允许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国家层面变法，虽有为国敛财之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
只是，任何一项法规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只有不断修正才有可能臻于成熟。而且，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执行者稍一用力过猛就会事与愿违。
刚愎自用的王安石怎么肯承认这些呢，或者说他明知会有偏差，也要尽快推广开来，面对年轻的皇帝，他心中并无十分的把握，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皇帝能坚持多久？
同样以迅雷之势展开变法的商鞅成功了，秦孝公性格坚毅，一心想要奋发图强，民众尚未如此开化，政府的官僚系统与体系尚未如此完备，在那样的情况下，商鞅不允许反对的作风是奏效的。
影视剧中商鞅
可是，宋朝是怎样的朝代啊，完备的台谏制度，异论相搅的朝廷风气，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也格外高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施行高压的政策，如何能真正封住人们的口呢？
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变法也宣告结束。可是，这一切真的结束了吗？长达十六年的变法新政，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03 司马相公，如黄叶般飘摇在烈风中韩琦曾上书抨击青苗法，说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韩琦可是英宗神宗两朝的定策元勋，公忠体国的老臣，别人说青苗法不好，神宗未必入耳，可韩琦一道奏疏，就真的让宋神宗生出了动摇之心。
王安石怎能服气？他干脆告病回家，摆出强硬的姿态，想让宋神宗就范。
就在此时，宋神宗发布了司马光的枢密副使任命，不仅严格按照制度发布诰敕，还派了心腹宦官去司马光府上督促他就职。
皇帝真的要回心转意了吗？还是说他想让司马光牵制王安石，让变法过程更加平和？与此同时，面对皇帝的主动示好，司马光会怎么做呢？
司马光连上六道奏札坚决推辞，他看清了皇帝的用意，用他只是对于王安石的掣肘，而非真心要改弦更张。于是，他用自己的政治前途来赌皇帝的抉择。
影视剧中司马光
韩琦派人劝说司马光接受任命，妥协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措施，在平衡中求得和解，或许是最优选项。
可是司马光依然没有接受，他的书生意气，执拗耿直，让他无法接受宋神宗的安排。
这也难怪，司马光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批评进谏的工作，缺少政治实务的锻炼。他有高蹈的政治理想，却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如果用结构化战略思维来分析的话，司马光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面对困难，他空有一颗爱民之心，提出的多数解决措施大而空，却无切实可行的方案，无法落地执行的政策，不能解决问题，自然就算不上好政策，这就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结构化战略思维的大忌。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废除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病榻上的一道札子，竟被当成了役法改革诏书下发全国，这其中又有何玄机呢？
更改政令的诏书，先不说下发流程的完备问题，单是实施细则的缺失，势必就会造成无法执行的困惑。
最初，司马光曾请户部尚书曾布主持修订废除免疫法的实施细则，可是曾布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工作职责份内的要求，还说当初是他制定了免疫法的法令，如果再让他主动去推翻，那就是出尔反尔，决不可这样做。
完备的制度实施细则都无人起草，司马光阵营人才的匮乏居然到了如此地步，同时，作为领导者，司马光的组织调度能力之差也可见一斑。
这种现状并不全是司马光个人的问题，他已经远离政坛十五年了，潜心修书的他，对于这个风云暗涌的政坛已然十分陌生。更何况，司马光从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人设更像是一个正直的学者。
面对复杂的局势，新旧两派的争端与清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司马光感到了力不从心，深感自己“如黄叶在烈风中”。
反对派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清算变法派，宋哲宗亲政后，又开始起用变法人员，一切人员都被重新安排，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大宋王朝在摇摆之间，与变法的初心越走越远，与国富民强越走越远，最终在无休止的派别争斗中，慢慢走向了覆亡。
写在最后：
王安石本是秉持一颗救国利民之心，想要追求正义的结果，却选择了不甚正义的道路。
他急功近利，蔑视传统，大肆破坏，任人唯才的作风将宋朝辛辛苦苦营造出来的政治风气打击殆尽。
他培养出来的官吏政治素质过硬，执行能力一流，佼佼者当属章惇之流，只是这样的官吏却目光短浅，惟考核为准绳，置老百姓于不顾。
司马光过于刚直，却疏于具体事务的处理，空谈终究无法救国，他的政治理想，也只有留待后人去实现了。
若是能够有一个睿智的皇帝，将司马光的正直与王安石的政治能力相结合，相得益彰，或许，大宋的命运将是另一种可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政治立场胜过是非二字，当国家机器变成了打击报复的利刃，这样的国家，如何能不日渐损耗？又何谈王朝中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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