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驾车飞驰于贵州的高速公路时，你不仅能够看到桥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你或许还能够看到一些刷在岩崖上的“毛主席语录”。

而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在1966年至1976年间，曾经像海洋一样席卷了红色的中华大地。

《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在国内也达到了惊人的10亿册，国外的发行量更是超过了50亿册，仅次于《圣经》的发行量。

而在“毛主席语录”如洪水一般漫过中华大地的同时，有一首词也被误认为是毛主席诗词而被传遍了中华大地，红透了半边天，这首词就是《水调歌头》。其词如下：

水调歌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起巨龙飞舞，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此词豪迈狂放，气势恢宏，意蕴深远，极有一代伟人毛泽东之磅礴大气与豪雄风范。

而这首词也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生动的意象，展现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文学的卓越贡献。

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激励人心的革命史诗，值得我们深入品味和传承。

而这样的一首词，不仅普通百姓为之倾倒，就连文化界许多专门研究毛主席诗词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赞誉其是毛主席不朽的传世新作。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对这首词是出自于毛主席之手深信不疑时，却有人对这样的结果提出了质疑，这个人就是龚育之。

龚育之当时任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同时，他还是科技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更是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作为这样的一个杰出人物，龚育之觉得这样的一首词的确写得气势非凡，非一般人可以写出，而且也有伟人之范。

但是，龚育之却总觉得这样的口吻，似乎与伟人还是有所区别。因此，龚育之60年代去武汉汇报工作时，他便想趁工作之便，向伟人求证此事。

就这样，龚育之怀揣着一颗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此事实事求是的态度，向毛主席求问此事。

毛主席听闻此事，顿时开怀大笑，赞许道：“此词之磅礴气势，非一般人可比，想必一定是出自哪一位胸怀博大的高人之手。”

听闻主席如此赞叹，龚育之终于知道这首词果真不是出于主席之手。既然如此，那这首词又到底是出自于谁人之手呢？

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出于领袖的负责，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探访与调查。

经过一番细致的探寻，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原来，这首词真的如伟人所说，的确是一位高人所作。

而这位高人，就是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高亨，他是一位在古文字学、先秦文化史及古籍校勘方面都享有盛誉的学者。

这个结果虽然让广大民众非常意外，但其实这样的结果也的确能让人信服，毕竟高亨教授的学识与才华早已为众人所熟知。

高亨先生是东北吉林双阳人，1924年，24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然而仅仅一年多，他又敲开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大门。

在他的老师中，既有像梁启超这样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文化巨擘，也有像王国维这样的文学泰斗。

而高亨也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1926年毕业时，梁启超还特意为高亨写了一幅对联对其进行赞誉：“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路人。”

毕业后，高亨以其卓越的学识，在大半个中国的大学都进行过教学，这些大学诸如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

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已经为中国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堪称桃李满天下，而他本人更是宗师级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了无数风雨的高亨更是扎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山东大学。用一腔热血与智慧，为我国的教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1967年，高亨被调到了北京，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不再任教。

那么，高亨这首酷似毛主席胸怀与风格的《水调歌头》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呢？

原来，1964年初，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化活动。

深入学习了毛主席的诗词后，高亨教授深受毛主席那博大的胸襟与旷世大才所感染。于是他也像伟人一样，大笔一挥，创作了一首颇似毛主席风格的《水调歌头》。

然而，让高亨没有想到的是，他仿照毛主席口吻写下的这首《水调歌头》，1964年在《文史哲》杂志上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这个过程中，众人争相传阅，争相欣赏，更是争相抄录，以至于在传抄的过程中，不少人忘了抄录作者的名字。

于是，在这首词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导致大家都误以为这首词真的就是伟人所写。

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为了防止继续误导他人，《人民日报》于1966年2月在刊登这首词时，作出了一定的纠正。

即在高亨的姓名前加上了“山东大学教授”这样的字样，并附上了详细的编者按，说明了高亨先生的创作过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高亨先生于1963年至1964年期间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

为了感谢伟人的接见，高亨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新春贺卡寄了伟人。信中还附上了他精心著述的六部作品。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大约过了月余，高亨便得到了伟人的亲笔回信，其文如下：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而在这封充满着伟人温度的信封之上，还有伟人毛泽东的亲笔手书：

青岛 山东大学　

高亨先生

北京毛寄

而今天山东大学悬挂的校匾，就是引用了伟人给高亨先生回信的信封上的亲笔手书。

能够收到伟人毛泽东的回信，恐怕任何一个人都会倍加开心，倍感荣幸。高亨先生亦是这样。

因此，收到伟人这样的亲笔信，这样的手书，高亨先生怎么可能不把它视为稀世珍宝收藏起来？

高亨先生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不说，他还把它精心装裱，高悬于书房的正中间，以便每日虔诚观赏。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开始在全国各地收集毛泽东的手书，高亨先生本来难以割舍这样的稀世珍宝。

但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使伟人的手迹得以永世长存，高亨先生不得不忍痛割爱……

1986年2月2日晨，曾经桃李满天下，大力培养了国家栋梁，对中国学术做出巨大贡献的高亨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6岁。

一代宗师就这样陨落，可他那光辉的一生却照亮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大道，他的那首《水调歌头》的影响力至今同样存在。响彻了中国历史的天空。

所以，在“毛主席语录”不再为必背内容的今天，在谈到毛主席时，我们依然能够从有些老人的口中听到他们能随口吟诵出这样气贯长虹的词句：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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