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周祖·后稷”与周人自称夏人的文化依据

摘要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其独特的人像塑造，为我们解读早期周人文化及其与夏人历史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周人祖先后稷在三星堆中的可能性，分析周人为何自称“夏人”的历史与文化动因。通过考古实物与古籍对比，本文旨在揭示三星堆在早期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并阐述后稷与周人身份认同的历史背景。

引言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青铜人像、面具等，已引发学界对其文化属性的广泛讨论。与传统华夏文明的记载相比，三星堆的某些人像特征显示出与周人祖先、特别是后稷的高度一致性。文献记载中后稷作为“农师”，具有独特的“异相”，并以“播百谷”被赋予神话色彩。而三星堆人像中所呈现的异样头饰、面部特征及农业象征，与这些记载形成了某种互证关系。这一现象为我们探索周人与夏人文化渊源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思路。

一、三星堆人像与后稷形象的契合

根据《尚书》《史记》等古籍记载，后稷身为高辛氏之妃姜嫄之子，被任命为“稷官”，即掌管农耕事务，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长。其异相表现在其头部长出树枝般的形态，象征着他与农业的神圣关联。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人像中，确实可见一些人像头部长有分叉的枝状物，这或许象征了后稷传说中的“枝颐”特征。

后稷的另一个形象特征是“面皮呈土象，目求于下”，即形貌朴实、眼神沉稳，具有农业崇拜的象征意义。这些特征在三星堆出土的部分人像中也有所体现。此外，后稷身带农业工具的形象，象征他开垦土地、播撒谷物的身份，也在三星堆某些出土物品中隐约可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星堆部分人像可能正是对“周祖·后稷”的表达和崇拜。

二、文献记载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印证

《尚书》记载中，尧命弃（即后稷）为农师，其后封于邰。周人因此尊其为“后稷”，并以“稷”官象征农业事业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周朝的建立正是延续了这一宗教和政治的结合，表明他们始终秉持农业立国的理念。而在三星堆所见的“异相”人像，与古文献中关于后稷的描述如出一辙，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考古佐证。

《史记·周本纪》则进一步揭示了周人与夏人的复杂关系。后稷的后代不窋因夏王朝衰落而避居戎狄之地，随后周人长期在西土活动。这也解释了三星堆青铜人像中“西土”特征与周人文化的部分契合。可以说，三星堆遗址中的“周祖·后稷”图腾和器物反映了周人在夏王朝衰败时期的迁徙活动及其对自身农业文明的坚持。

三、周人自称“夏人”的历史背景

从《尚书·武成》《尚书·康诰》等经典文献可见，周人多次自称为“夏人”，并对自身进行“夏人化”认同。这种认同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始祖后稷在夏王朝时期的影响。后稷作为“稷官”在夏王朝时期获封，使周人后代被纳入夏宗庙祭祀体系。周人自认其先祖在夏代已具备德行与地位，这种文化自觉成为其推崇夏文化的源头。

此外，周人的“夏人”认同也是一种文化策略。周人一方面与殷商区隔，称其为“商人”或“小商国”，另一方面在语言和礼仪上向夏文化靠拢，强调自己为夏文化的继承者。三星堆遗址所展现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农业崇拜特征，体现了周人祖先所秉持的“稷官”精神，并为后续华夏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三星堆“周祖·后稷”形象的文化意义

三星堆出土人像中的“异相”形象，既是对后稷的纪念，也蕴含着周人文化中的农业崇拜和神秘宗教色彩。三星堆遗址位于华夏西南，出土文物中的部分符号和人像样貌与周人祖先的描述一致，成为解读周人“夏人”认同的重要考古证据。

周人自称“夏人”的动因在于，他们通过对后稷的祭拜，强调自己的文化根源，力图在文明上与殷商保持区别。同时，三星堆的遗物使我们得以窥见早期华夏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及其包容性，这些物品以实物形式将周人的文化认同具象化。

结论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中的某些人像与周人祖先后稷形象有着重要契合。这不仅揭示了周人祖先的崇拜内容，也解释了周人为何自称夏人。这种文化认同源于他们与夏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通过对后稷的崇拜而得到强化。三星堆“周祖·后稷”形象的出现，印证了周人“夏人”认同的合理性，为我们深入理解早期华夏文化提供了重要视角。

参考文献

1. 《尚书》

2. 《史记·周本纪》

3. 《山海经·海内经》

4. 《尚书·舜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