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一词是个很有时代标签的词汇，它指的是援助过我国的苏联技术人员。五十年代，我国还在建政初期，各项经济基础建设都很薄弱，于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曾经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援助，在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上也提供援助，包括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支持等等，同时还派出了国内近万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就是历史上的“苏联专家”。但是本案中的这个“苏联专家”和前面介绍的却有所不同，如何不同呢？请往下看。

本案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上海

故事发生在1957年的上海。这天一名叫林午浩的富家公子在上海外滩画画，他大学学的就是美术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说着外语，金发碧眼的老外，这个老外三十多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很显然是个有修养的有学问的外国人。林午浩和他攀谈了一会，了解到他来自苏联，名字叫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正是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在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可是块金字招牌，哪怕是认识也是一种光荣，林午浩立刻邀请瓦洛嘉去街边的一家咖啡馆详谈。

这个林午浩父亲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铺老板，家里非常有钱，所以他才会送孩子去学昂贵的艺术。林午浩毕业后拒绝了学校给他安排的工作，虽然没有工作，但是他又不愁吃不愁穿，而且他一心想成为一名一流的画家。因为以前在学校学过两年俄语，现在遇到一名苏联专家自然非常高兴。瓦洛嘉告诉他，自己今年三十六岁，是一名动力学博士，今年才刚刚被安排到中国来工作。林午浩十分欣赏眼前的这个苏联专家，于是与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苏联专家当时可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就这样，通过几次的交谈，两人渐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了。林午浩想问问瓦洛嘉在哪里工作，可否留个联系方式，瓦洛嘉拒绝道，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都属于军事机密，但是他却把林午浩家里的电话号码给要去了。后来，见了几次面后，瓦洛嘉就问林午浩：你这么想成为一名一流的画家，为什么不想着留学出去深造呢？林午浩告诉瓦洛嘉，他的父亲在新社会中地位比较特殊，属于旧社会遗留的资本家，如果把孩子送出国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而且当时想出国可并不容易。这时候，瓦洛嘉就说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联系莫斯科大学，我有亲戚在里面任教，由我来活动绝对可以让你去苏联留学。林午浩一听，高兴的要命，马上就恳求瓦洛嘉一定要帮自己这个忙。瓦洛嘉自信的点点头。

时间又过了两个星期，瓦洛嘉给林午浩打电话说，他留学的事情办妥了，林午浩大喜，立刻在饭店将瓦洛嘉约了出来。瓦洛嘉在饭桌上给了林午浩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只有瓦洛嘉的俄文名字，后面是一个括号，里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上面盖着一枚三角形的红色印戳。瓦洛嘉告诉他，他们苏联专家有专门的通信渠道和国内联系，每周会统一上交信件给领事馆，然后随同外交邮件一起送往苏联，苏联那边回邮件也是按此流程。信封上的红色印戳就是他们苏联专家内部专用的标记，所以信封上没有普通邮件会有的地址和邮戳。

瓦洛嘉和林午浩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网络配图）

拿到苏联来信的林午浩大喜过望，自然也不会在意这些细节，只关注信件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信是瓦洛嘉那个在莫斯科大学任教的亲戚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欢迎林午浩去苏联留学，他将尽全力促成此事，请静候佳音。林午浩放下信件，拉着瓦洛嘉的手连声道谢，但是此时的瓦洛嘉却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不用谢，只是有个事想请他帮忙。

林午浩马上问，啥事需要帮忙的，能帮的话我一定帮。瓦洛嘉说：他的同事有人要回国探亲了，他想请他们带一些中国特产回国去送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现在手头上还差一点钱，想找林午浩借一点，等回头工资发下来后就还。林午浩连忙答应，问他想要多少。瓦洛嘉说还差一两千元人民币吧。要知道五十年代中国的物价水平非常低，一两千元可是一笔大钱，拿它买一间房屋都没有问题。

一封苏联来信让林午浩彻底落入圈套（网络配图）

林午浩这时候才感到有点为难，虽然对他来说，一两千元不算太多，但是拿出这笔钱需要先得到他父亲的同意。于是他对瓦洛嘉说，我先去问问我爸再告诉你。回到家里之后，他把苏联的信件和瓦洛嘉借钱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的父亲林炳甫。他的父亲是在上海的商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他虽然没见过这个苏联专家，但是凭着儿子的描述和眼前的信件，他也就相信真的有这么一个苏联专家。那么人家既然帮你儿子办了留洋这件大事，给几千块钱的好处费自然是免不了的。林炳甫知道这个道理，他将钱交给儿子之后，又买了一点贵重的礼品让其一并带给瓦洛嘉，并且嘱咐儿子，如果人家不说，一定不要让人家打欠条。

瓦洛嘉在接下林午浩这份大礼之后表达了感谢，然后他也送给了林午浩一个礼物，一枚镶嵌着钻石的白金钻戒！瓦洛嘉表示这是给林午浩的订婚礼物，请一定收下，同时他还告诉林午浩，莫斯科大学已经同意接收林午浩为留学生了，只要他寄去一份申请材料过去就可以了。林午浩自然又是一通千恩万谢，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完全落入这个苏联专家的圈套了。

现在的莫斯科大学（网络配图）

又过了一周，瓦洛嘉约了林午浩出来玩，他让林午浩把自己的照相机带上，好一起拍照，林午浩满口答应。两人见面游玩了半天之后，坐在了吴淞口的堤岸上休息，瓦洛嘉从背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伏特加酒和两个罐头，两人就着酒边吃边聊。林午浩酒量不大，但是好友盛情难却，喝了几口就晕乎乎的醉倒了，而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是寒风刺骨的半夜了，这时身边的瓦洛嘉早已不知踪影。他想看看时间，一看手腕，原本戴的劳力士金表不翼而飞，而脖子上挂的德国蔡司相机也没了，身上的穿的崭新的皮夹克也没了，钱包更是没得说了。他当时就觉得是自己醉倒之后，被路过的小偷给偷走了，他可没有怀疑瓦洛嘉，苏联专家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呢？

他悻悻的回到家，将遭遇和父亲说了一通，父亲夸奖他幸亏没有去警察局报案，如果告诉警察，自己和苏联专家喝酒时东西被偷了，那就说不清楚了，你个资本家怎么敢怀疑苏联专家呢？但是思来想去，这个苏联专家也有诸多疑点，比如他说他才刚来中国一年，但是林午浩发现他的中国话并不像是刚学的，最后父子俩一商量，决定找当时一个有名的律师去咨询咨询。

德国蔡司相机在当年十分昂贵（网络配图）

这个律师可不一般，他叫施志勋，早年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回国后就在政府里任职当法官；日本占领上海后，他依然做法官；抗战胜利之后，他没被当作汉奸，反而继续做法官；而上海解放之后，他也还当了两年法官然后才退休。现在开了一家律师行，转型成了一名律师，以他的资历在上海可谓是法律界的泰斗，也是上海当时最有名的律师。

但是林炳甫找他并不麻烦，一个电话就可以，因为他是林炳甫的妹夫。施志勋详细询问了整件事的过程，他也没办法判断这名苏联专家到底说的是不是真话，于是他灵机一动，让林午浩将瓦洛嘉送给他的钻石戒指拿来。施志勋拿着戒指想去找好友老周鉴定一下，老周是一名著名的珠宝鉴定师，他一眼就告诉施志勋，这枚戒指是假的。既然戒指是假的，那么这名苏联专家也很可疑。但是怎么找出这个苏联专家到底是谁，可难坏了林炳甫和施志勋。当时的社会特殊情况，作为一名商人，你怎么能质疑苏联专家的身份呢？后来施志勋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让林午浩以一名普通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青年身份给上海市委的六名书记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遇上一名叫瓦洛嘉的苏联专家，和他做朋友之后思想和外语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是当自己想更进一步学习苏联专家身上的良好品质和先进思想时，突然找不到了瓦洛嘉同志，因为自己学习先进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冒昧地给市委领导写信，请求领导在百忙之中帮他打听一下瓦洛嘉同志的下落，以便继续向苏联专家学习。

这封信真的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施志勋可以做那么久的法官，这成熟的政治智慧一般人根本不能领悟。这封信发出去，果然很快有了效果，信被上海市委外事处转给了苏联专家组。这个苏联专家组正是管理在上海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的组织，他们负责苏联专家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是苏联专家的管理者。专家组在接到林午浩的信件之后，十分重视，立刻就派人去林家了解情况。

专家组在林家详细的听取了施志勋的描述，而且对这个所谓的苏联专家拿人钱财的行为感到十分的不齿，认为这应该不是他们派出的苏联专家所为。他们所有派出的苏联专家中并没有一名叫瓦洛嘉的人，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会有人用假名字。于是他们拿出全部男专家的照片让林午浩去辨认，林午浩一一看过，最后说，这里没有瓦洛嘉。这些还不够，专家组又让所有在上海的男专家把林午浩在吴淞口醉酒的那天各自的活动情况写出一份说明，然后依据说明严格审查，最后得出结论：瓦洛嘉并非苏联援华专家，而是一个冒充苏联专家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苏联专家组就将此事汇报给了上海市委外事办，上海市委十分重视此事，立刻责令上海市公安局将这个所谓的“苏联专家”给揪出来。

上海警方立刻对此案展开了大规模调查，首先就是让林午浩回忆他与瓦洛嘉接触时对方有没有什么异常。林午浩说了很多线索，但是最有价值的就是他们某日下午一起相约去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瓦洛嘉去了电影院旁边一个传呼电话亭打过一个电话，他听到瓦洛嘉问过一句“是外国语学院吗？”。

这是个宝贵的线索，警方立刻去电信公司进行调查。当时的通讯方式十分落后，打电话需要转接分机，然后分机再去喊人来接。电话是打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但是它是打到哪个部门的呢？警方在学校挨个部门去调查，在排除了值班室、保卫科、食堂之后，只剩学生宿舍了。当时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机，警方很容易就查清楚了，当天下午瓦洛嘉的那个电话要找的是一名叫袁丽娅的大三女生。

这个袁丽娅这年只有二十三岁，祖籍重庆，家境十分优越。因为生父在她幼年就得了肺结核去世，母亲随即又嫁了一名医生，只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她的继父被划成“极右分子”，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按照当年的政策，她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大学毕业后必然会被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工作。

警方赶到学生宿舍去找袁丽娅时，她的同学说袁丽娅和其他几个同学都到导师张嘉蹈教授家里去了。于是警方又马不停蹄赶到张嘉蹈教授家中，谁知又扑了个空，袁丽娅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警方追问是谁把她叫走的，张教授对突然闯到他家里来找一名大学女生的这几人行为十分不解，开始不太配合，后来警方亮明身份，张教授这才将实情全部向警方说出。

女大学生袁丽娅被瓦洛嘉骗财又骗色（网络配图）

原来喊走袁丽娅的不是别人，正是警方正要找的“苏联专家”——瓦洛嘉。其实这个张嘉蹈教授也被瓦洛嘉骗过，他对警方坦白说，其实开始是他先认识瓦洛嘉的。他说某日在虹口公园偶然间遇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鲁迅墓前凭吊，口中慢慢地说着俄语，于是他就用俄语试探着与其聊天，结果对方告诉他自己是苏联专家，名叫瓦洛嘉。张嘉蹈因为自己的专业就是俄语，于是和他很愉快的攀谈了起来。两人越聊越投机，就相约下周在同样的地点再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两人还和上次一样长谈，张嘉蹈向其大吐苦水，说自己在教学和工作上的各种挫折和上级的打压。瓦洛嘉开始的时候沉默不语，最后他向张嘉蹈建议去苏联讲学，说他可以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还能帮助其在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两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都是梦寐以求的，张嘉蹈当然是一口答应，于是两人关系又近了一步。而这没过多久，同样的戏码又开始上演，瓦洛嘉开始以“借钱”和“疏通关系的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但是张嘉蹈却丝毫没有对其身份产生怀疑，还邀请其去他家里做客。

瓦洛嘉与袁丽娅正是在张嘉蹈家里认识的，也是张嘉蹈介绍他们认识的，其实开始张嘉蹈是好意，想让他的学生去多与外国人接触练习外语，哪知道没过多久瓦洛嘉要了袁丽娅的联系方式，两人经常电话联系。

警方在听张嘉蹈教授介绍完情况以后分析，现在有了很多线索，特别是女大学生袁丽娅这里，她必然会去找瓦洛嘉。警方决定先不打草惊蛇，偷偷跟踪袁丽娅，想在她与瓦洛嘉见面的时候再实施抓捕。

果然在第四天的下午，袁丽娅来到静安寺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中，只见她从容地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门给锁上，仿佛是这幢别墅的主人一般。跟踪的侦查员立刻将情报向上级汇报，据查证这处房产属于一名叫段高飞的资本家，他住了三分之一，他的弟弟家住了另外的三分之二。这个幢别墅肯定是和袁丽娅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她会有房子的钥匙呢？这和瓦洛嘉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会不会住在其中呢？

为了搞清楚瓦洛嘉到底在不在房间里，侦查员故意往别墅内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打错了，而接的人说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电话听筒旁的张嘉蹈教授立刻分辨出，这个接电话的就是瓦洛嘉。

毫无疑问，警察们要找的瓦洛嘉就在这幢别墅内，接下来就是实施抓捕了。一开始警方打算以袁丽娅同学有事喊门的方式想进入房内，但是房间里的人死活不开门，最后警方急了，决定强行突入。一组警察越墙而入，撞开了大门，发现房子一层没人，而二层的卧室中，袁丽娅正衣冠不整的惊慌的躺在床上，而警方要找的瓦洛嘉却不知去向了。后来楼下传来了女生的叫声：“在楼下！在楼下！要逃走了！抓住他啊！”

现在的上海静安寺

原来这个瓦洛嘉看见警方硬闯进来了，慌忙地顺着墙上的水管子下到了一楼，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警察回过神来想追他时，他却早就不见踪影了！虽然他跑了，但是卧室中的袁丽娅却还在，警方决定从她和房主段高飞身上找到线索。

在警察局，警方对袁丽娅讲清楚了这个苏联专家的真实面目，袁丽娅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自称是苏联专家的人是个骗子，自己被他既骗财又骗色，到头来落得一场空，不由得大哭了一场。经过警方的一番劝说和教育，袁丽娅渐渐地停止了哭泣，表示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她告诉警方，自己在认识瓦洛嘉第三天以后就和他约会了，一开始是西餐厅，很快瓦洛嘉就把他带到了静安寺的这幢别墅中，在那里两人很快发生了关系。当时瓦洛嘉承诺会帮助她想办法去莫斯科留学，而袁丽娅因为继父的右派身份，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能交上一个苏联专家的男朋友自然十分高兴，所以她丝毫不怀疑就借了瓦洛嘉八百元人民币，还把继父的一块手表送给了他。瓦洛嘉也很喜欢袁丽娅，不仅把别墅的钥匙给了她，还隔三差五就打电话约她来此幽会。

同时警方也找来了房东段高飞，从头口中知道，原来他也是这个“苏联专家”的受害者。原来他是个在上海有名的上访户，为的就是这幢别墅。事情还要从几年前说起，他从去世的父亲手中接手了这幢房子后为了疼惜母亲和弟弟，就让他俩住在这幢别墅中，自己一家搬到长宁区去住了。后来母亲和弟弟相继离世，房子也被部队租下来三分之二，他十分可怜弟弟的遗孀，就让她们住在房子剩下的三分之一中。没过几年，部队搬走了，段高飞惊奇的发现，弟媳竟然搬到原来部队租住的地方了，而且弟媳还办了一张房产证，主张这幢别墅都是属于她的。为此，段高飞与弟媳闹翻了，同时又去房产部门闹，说这幢别墅原本是属于他的。但是空口无凭啊，房产部门是看证据的，段高飞拿不出任何证据，弟媳却有单位开的证明。段高飞一看房产部门改不了，就跑遍了上海的各个部门去投诉，但是毫无作用。

这个所谓的苏联专家竟然前后骗了四个人

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人，那人正是瓦洛嘉。瓦洛嘉和往常一样与其攀谈，当了解到他的困难之后，瓦洛嘉说自己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可以在见到中央高层的时候帮他把材料递交上去。段高飞一听，高兴的快要疯起来，立刻产生了要把这个“苏联专家”伺候好的想法，他不仅送给瓦洛嘉名贵的礼物，如茅台酒、珍珠粉、人参之类，还把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送给了他。那个玉盘属于战国文物，价格不菲，当年就值一万元人民币。给了这些还不够，段高飞把别墅的钥匙也给了瓦洛嘉，让他住在其中，当然这也就是后来袁丽娅手中的那把钥匙。直到警方来找他之前，他还认为这个人真的就是一名苏联专家。

那么现在瓦洛嘉去哪了呢？他依然在上海，而且他还在继续行骗。瓦洛嘉在别墅看到警方来抓他之后，知道了现在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是他还不满足，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捞一点儿财物。他考虑来考虑去，来到了袁丽娅的家中。此时的袁丽娅还在配合警方调查，而警方也没有通知袁丽娅的家中。就是这个漏洞让瓦洛嘉抓住了，他欺骗袁丽娅的母亲说自己正在帮袁丽娅办理留学手续，但是现在需要支付一笔三百五十元人民币的费用。袁母老早就听女儿说过这个苏联人，想也没想就跑到银行去取了三百五十元钱交给了瓦洛嘉，这是瓦洛嘉骗到的最后一笔钱。

瓦洛嘉从静安寺逃走之后又去袁丽娅家里骗了一笔

此时的警方，虽然不知道瓦洛嘉在哪里，但是已经慢慢找到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因为上海在旧社会的特殊性，遗留了很多混血儿，这些人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会俄语又具有俄罗斯血统的混血儿并没有多少，警方很快就查明了瓦洛嘉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实名字叫沙怀山，三十四岁，现在在上海第三钢铁厂烧锅炉。他的父亲以前是沙皇俄国的一名上校军官，在“十月革命”之后逃亡到了哈尔滨，后辗转来到了上海并落户，娶了一个寡妇为妻，生下了他。他的父亲在他十岁时因为心脏病猝死，母亲再次改嫁，因为继父姓沙，所以给他取名叫沙怀山。

这个沙怀山长得是一副俄罗斯人的模样，因为身边都是混血儿伙伴，从小精通俄文和英文，上的也是俄语学校，毕业后随继父做木材生意，后来又去饭店做伙计，解放后进了钢厂烧锅炉。沙怀山虽然和袁丽娅勾搭在一起，但他其实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日俄混血，还帮他生了两个孩子。

了解清楚了沙怀山的身世之后，警方也就好调查了，他们先去了沙怀山工作的钢厂，被告知沙怀山手腕骨折正在住院。来到医院，警方却发现沙怀山根本不在这里，而且据了解，这沙怀山的伤已经养了大半年了，什么样的骨折会养大半年还没好呢？最后，警方进一步调查，查明了主治沙怀山的医生俞鑫和沙怀山是发小，安排沙怀山住院的人就是他。其实沙怀山的伤早就好了，他根本就不住在医院，但是单位给的伙食补贴和住院费却一点也没少。

单位和医院都没能找到沙怀山，最后警方只能去沙怀山家里蹲守。哪知道原本要回家的沙怀山在半路上，遇见邻居家的一个小学生，告诉他说你家来了好多骑着公安摩托车的客人，沙怀山一听就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了，家是回不去了，去哪呢？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真的苏联专家，现在在江南造船厂工作。他现在只能去投靠他了。

假的苏联专家却是在真的苏联专家面前被抓的（网络配图）

沙怀山和这个真的苏联专家也是偶然才认识的，通过两人的交谈沙怀山发现，这个苏联专家和自己的生父居然来自同一个镇上，不由得亲近了起来。沙怀山带着这个苏联专家游览了上海多个地方，苏联专家则带他来到自己上班的江南造船厂，两人在这里还合影一张照片。

正是这张照片最后帮助警方抓住了他，原来他把照片夹在自己家的一本书中，被警方无意间找到了，警方从两人合影的背景判断出这个地方应该是在一个造船厂内。后来通过市政府的外事处和苏联援华的专家方面沟通，找出了这个船厂正是苏联专家派驻的江南造船厂。

警方果然是在造船厂将沙怀山抓获的，但是抓到沙怀山没多久，他就因为大面积心肌梗死在监狱一命呜呼，和他父亲死亡的方式毕竟类似，看来这个心脏病应该是他们的家族遗传。虽然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一波三折的案子算是圆满地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