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兰的影像聚焦个体心灵的迷惘与求索，力求深入个人的内心世界，在土耳其现代化的历程中观照不同群体产生的精神困惑。

有乡土社会衰败导致的“小镇青年"的苦闷、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城市幽灵，传统宗教边缘化后产生的道德坍塌与"道德脊梁"的价值失落，知识分子"人文追求的丧失与自我反省，更有不可或缺的女性形象。

锡兰对于影像中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人物心灵的观照，是其影像价值的重要来源。

故乡，在众多电影导演中都是一个拍摄的起点。塔可夫斯基在《镜子》中用半自传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电影世界。

对于导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他在这部片子里找到了自我：拍摄了自己的母亲，也怀念了自己的父亲。

塔可夫斯基对于故乡的老房子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是他构建他电影中的基本空间的一个重要元素。故乡等同于大地，是灵魂的栖息之地。

1982年塔可夫斯基因为政治原因背井离乡，但是乡愁、宗教和对信仰的追求一直伴随他的放逐之路。

他更是在意大利拍摄的影片《乡愁》中，把这种背井离乡的感觉描绘成一种思乡病。故乡，在契诃夫的文学作品中同样是一种精神空间。

在《三姐妹》中，"去莫斯科"成为了一种集体乌托邦的想象，是一种精神坐标。

对于莫斯科这座三姊妹年幼时生活的城市，能不能将三姐妹的生活从日常的庸俗性中解脱出来，没有任何的暗示。

离开俄国的土地，这种对于故乡的沉迷和依恋在世界范围内依然不乏存描绘者。侯孝贤早期的电影也将湿漉漉的台湾景象带到观众面前，对于乡土社会的迷恋之情充斥着侯孝贤带着尘土的银幕。

更加典型的则是把山西汾阳作为拍摄起点的贾樟柯，将一个破败的山西小城带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在贾樟柯的文章《远在他乡的故乡———贾樟柯谈锡兰》中，贾樟柯谈到了1998年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和锡兰首次相遇的故事。

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小武》，遇上了同描绘故乡风情的锡兰的《小镇》。共同的乡愁体验通过银幕语言的展现超越了国别的隔阂，实现了精神上的互通。

1998年的土耳其小镇和默默无闻的山西汾阳小城，有着同样一批迷惘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东方国家传统文化价值总是与地域文化即乡村、乡土联系在一起。

相对而言，城市则成为现代性、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的象征，土耳其作为被西方文明所裹挟前进的伊斯兰传统国家，同样经历着现代化带来的乡村失落。

在土耳其社会，以乡村为单位的宗教社群被冲击，尤其是年轻人不再满足于遵守宗教教义的枯燥生活，而选择逃离乡村。

锡兰在《小镇》中塑造了一个以萨菲"为代表的小镇青年，他还无法感受到老一辈人所说的“年龄越大，你越渴望回故乡”，渴望去伊斯坦有尔闯荡。

在《小镇》中，萨菲在和家人一起在树林中夜谈之时，被斥责为无所事事，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谈话中穿插了萨菲离开村子去城里的那一天，摄影机跟着萨菲的背影走在乡间弯曲的小道上，画外音则是萨菲的内心独白：

我的青春时代都被浪费了，就像抽完不要的烟屁股，我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我在城里晃荡浪费了自己最好的时光，我的勇气和灵魂在自己眼前消失……那天我感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松树和橡树……街上有黑狗在漫无目的游荡……

这段略具文学气息的内心独白并不像出自文化水平不高的萨菲，然而正是这种差异化内心独白渲染了看似粗糙的小镇青年敏感的内心。

在锡兰接下来的两部作品中，这个形象还以互文的方式继续延续着，他是《五月碧云天》中“导演”的乡下表弟，也是《远方》中投奔伊斯坦布尔表兄的萨菲特。

在《小镇》中，他仿佛是一个乡村中的游荡者，无所事事。乡村单调而没有变化，他无法在游荡中找到任何新奇。

影片开头有这样充满隐喻性的一幕：一个疯子因为在雪地里滑倒，引得周围的孩子放声大笑，然而他表情严肃。

厌倦了无聊的乡村，乡村中屠宰羔羊的血腥场面也使他感到身心不适。他唯一放声大笑的场景是他在村子的游乐场坐海盗船的时刻，他放声大喊，获得了最原初的快乐。

夜幕降临，在树林的夜谈中，他带着反叛的口气揶揄侃侃而谈的叔叔，因为他被认为和自己无所事事、英年早逝的父亲一样，对于工作丧失耐心，想去大城市里过活，然而终归不付出实际的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

在《五月碧云天》中，开头便是对他再次考大学失败的描绘。他在村子里一家水泥厂做工人，然而正如家人对他的评价，他没有能够做得久的工作。

在表哥回乡拍摄之时，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跟表哥拍电影，并托表哥在伊斯坦布尔给自己找份工作，“只要能去伊斯坦布尔，做什么都可以”。

《远方》中，表弟终于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土地上，因为乡村经济凋敝，大批工人失业，表弟寄宿在做摄影师的表哥家里，希望找一份船员的工作。

表弟身上具有很多乡镇青年的气质特点与坏毛病：他讲话大声，在房间里抽烟，不清理烟灰，用完马桶也经常忘了冲水，鞋子有异味，更是脏话连连。

他喜欢浮夸地耍帅，渴望吸引城市女孩的注意，然而注定只是虚幻的追逐。但他也具有表哥马姆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他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关心母亲的牙痛，用自己所剩无几的钱给小侄女买玩具。

土耳其有千千万万个小镇青年，锡兰电影中的小镇青年缩影，也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中呈现。在这类形象的塑造上，贾樟柯无疑是中国导演中的代表人物。

从1997年开始，贾樟柯的“小镇三部曲”也把山西汾阳这个破败的小城带到观众面前。与小镇景观一同出现的是像小武一样烦闷、没有正经工作却看重尊严的年轻人。

《野梨树》中的希南有着上翘的嘴唇，他充满不屑的表情以及走路外八字的姿态，是一个野心勃勃但四处受挫的小镇青年最典型的形象。

希南认为乡村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心胸狭窄，逐渐腐烂，然而他依旧没有离开家乡的能力。

他对于自身的贫困与家庭的情况感到耻辱，然而他又不时地显露出自大的一面，甚至有时候会令人觉得厌烦。

他的内心存在着非常多的困惑，关于文学，关于宗教与信仰，关于亲情与爱情，关于价值取向。

他试图向一切权威发起挑战，他对人生的思考和接纳尚不能平复他对生活的愤怒。在他的衣橱柜上，贴着加缪经典的侧颜照片，"局外人"的困境包裹着每一个思考生命存在意义的青年人。

他对于父亲权威的挑战随着他的人生价值探寻之路逐渐展开。

当父亲在村子里修门并且寻求他的帮助之时，希南表示“我不想成为你赢得尊重的表演的一部分”；当他的300里拉丢失之后，他叫嚷着“无论是谁，都赶紧还回来”；当他没有给父亲要到电费的时候，他回家告诉母亲，父亲又在填赌马券。

诚如父亲对他的还击："你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就判刑，并且毫无羞耻的执行了"。他和每一个经济拮据的年轻人一样，将困难与现状归结为原生家庭的围困。

“我是一个贫穷的农民，没有姑娘会愿意嫁给我”，他将自己的父亲称之为“失败者先生”，为他的困窘现状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埋怨的对象。

他最终偷偷卖掉了父亲珍爱的猎狗，拿钱出版了自己的小说。直到他了解到自己父亲曾遭遇与自己相同的困境，他终于实现了与父亲以及与自身的和解。

《野梨树》中展现了小镇青年在接受都市历练返乡后面临的尴尬、理想与现实反差间的巨大失落与无法融入周遭环境的孤独，具有形象上的普遍意义。

在影片中，希南的家乡是恰纳卡莱港口附近的一个村庄，该村庄因古城特洛伊而闻名世界。

这是一座废墟之城，古希腊时期璀璨的文明并不能使当今的恰纳卡莱更能吸引世界的目光，但在土耳其范围内来说，相对于混乱的东部地区，这里还是相对安逸与繁华的所在。

希南参加国家教师考试，发现有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无法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教师。希南的好友在教师考试失败之后，去做了一名防暴警察，希南考试失败后，去服了兵役。

在电视报道中，有考生表示自己愿意去任何地方教书，东部地区也一样乐意去。影片在描述希南个人困境的同时也将笔触扩大到了整个土耳其社会。

在《小亚细亚往事》中，村长和检察官提起要在村子里建一个体面的停尸房。

村里人大部分都移民国外了，在国外生活的年轻人只有在亲人去世的时候才会再想起这个村子，想要和死者做最后的吻别，然而路上要花费很长时间，停尸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土耳其八千万人口中，有两千万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大城市寻求出路。故乡最终成了梦中的野梨树，可望而不可即，承载着土耳其一代人的乡愁和困境。

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将土耳其乡村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使乡村社会的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

锡兰在对小镇青年进行描写同时，展现了国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

现代化的步伐之快，不仅丢弃了与传统宗教认同相联系的村社文明与慢节奏生活，也使得小镇青年在慢节奏的乡村与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之间的迷惘彷徨：不想回到乡村浪费生命，也无法在城市安放心灵，只能成为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