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一则消息震动全球商界与政坛——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以2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57亿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港口。
这场交易不仅是一场资本市场的巨额套现，更因涉及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议题，所以迅速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港澳办罕见转发《大公报》锐评，直指其“漠视国家利益”“助纣为虐”，将这场商业交易推向了民族大义的风口浪尖。
一、地缘政治风暴中的“黄金水道”：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价值
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咽喉要道”，承担着全球6%的海运贸易量。对中国而言，其战略意义更为突出：2023财年，中国约6400万吨货物经此通行，占运河总运量的22.7%，中拉贸易60%以上的海运量依赖这条航道。而李嘉诚出售的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正是运河两端的关键枢纽，控制着全球贸易的“流量阀门”。
美国的“运河霸权”野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多次宣称巴拿马运河“属于美国领土”，甚至威胁“武力收回”。贝莱德财团接手港口后，美国可通过提高中国货轮停靠费用、限制通行等手段，直接威胁中国航运安全。正如《大公报》所言：“这相当于将一把刀递给了敌人，刀尖直指中国的贸易命脉”。
二、李嘉诚的“商业逻辑”与民族利益的尖锐冲突
套现避险还是战略退却？
从商业视角看，李嘉诚的决策有其合理性：港口业务仅占长和总收入的9%，且特朗普政府的威胁使巴拿马运河运营风险陡增。交易后，长和净负债率从23.6%降至18%，套现190亿美元现金，股价应声大涨21.86%。然而，这种“落袋为安”的商人思维，在民族主义语境下被彻底解构——当美国将港口、芯片等基础设施“武器化”时，资本的自由流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
选择性剥离的“平衡术”
值得玩味的是，李嘉诚保留了香港盐田港、深圳国际货柜码头等中国核心港口资产。这种“海外清仓、本土坚守”的策略，既规避了国内舆论的全面围剿，又为未来重返中国市场留下后路。但这种“精明的切割”，反而加深了公众质疑：若国家利益可被选择性维护，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边界何在？
三、港澳办锐评背后的国家焦虑：全球化退潮期的“站队”困境
港澳办转载的《莫天真 勿糊涂》与《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两篇评论，直指交易的三重危机：
1. 战略安全危机：美国可能将港口作为“遏华工具”，重演“华为断供”式打压；
2. “一带一路”梗阻：巴拿马运河是中国与拉美贸易的关键节点，其控制权易主可能削弱“一带一路”物流网络；
3. 企业家精神异化：与霍英东抗美援朝运物资、任正非“南泥湾计划”突围相比，李嘉诚的“逐利弃义”成为民族叙事的反面教材。
历史拷问：资本无国界，企业家是否有祖国？
《大公报》五连问中的核心命题，撕开了全球化时代的虚伪面纱：当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围剿TikTok、华为时，中国企业家的“商业自由”是否应让位于国家战略？网友辛辣讽刺：“老美要TikTok卖，我们坚决不卖；老美要港口，李嘉诚却主动送上门！”
四、中国的反制与反思：从“卡脖子”到“练内功”
替代通道的紧迫性
面对巴拿马运河潜在风险，中国需加速布局“去海运化”战略：
陆权通道：强化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陆路运输网络，降低对海运咽喉要道的依赖；
新航道开发：推动尼加拉瓜运河建设，或通过北极航线分散风险。
国家审查机制的完善
此次事件暴露了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漏洞。中国或需建立战略性资产交易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防止关键基础设施落入敌意资本之手。
企业家精神的重新定义
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在美国制裁下逆势崛起，印证了“商业成功”与“国家利益”并非对立。当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利益冲突时，企业家的选择不仅关乎利润，更关乎国运兴衰。
结语：商业理性与政治智慧的终极平衡
李嘉诚的港口交易，成为全球化退潮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博弈中，没有纯粹的商业行为，只有被政治裹挟的利益权衡。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警示——需筑牢战略资产的“防火墙”；也是契机——倒逼自主供应链与替代通道的加速构建。而对于企业家群体，历史早已给出答案：伟大的商人从不是冷血的投机者，而是与国家同频共振的“时代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