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幸第一次前往论坛，在现场观察这次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的国际战略和安全政策年度论坛，其主题往往与欧洲或者欧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相关，每年都能吸引众多政界、学界和战略界人士前往。今年为期3天的慕安会会议聚集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名代表，其中包括约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慕安会的议题设置有其内在逻辑，从欧洲视角看，是从宏观到微观或者从外围到欧洲的安排。第一天聚焦全球安全挑战，其中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很多，包括粮食安全、气候融资、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水安全等。第二天的主题分为两部分，一是国际秩序，二是地区冲突与危机，关注视角由大到小，议题包括印太、乌克兰、红海、苏丹等。第三天主要聚焦欧洲自身，主题是“世界中的欧洲”，议题包括欧盟及其伙伴、巴以关系的未来、建设更有能力的欧盟、欧盟的下一个地缘政治议程等。

今年在慕安会的各个场合都能感受到欧洲对未来的焦虑，这也充分体现在会前发布的慕安会报告中。报告精准描绘了当前欧洲的心态，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欧洲认为许多国家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绝对收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相对收益低于其他国家，这可能就会导致多输，既破坏合作，也会破坏尚有可取之处的国际秩序。

在这种形势下，跨大西洋伙伴和志同道合的国家面临极为艰难的处境，必须做出平衡抉择。一方面，它们必须为竞争更加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做好准备，在这种环境中，相对收益思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必须恢复所谓的正和（positive-sum）合作，否则就难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以及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

可以看到，欧洲对国际形势愈发悲观和焦虑。乌克兰危机对欧盟长期信念造成冲击，原本以为已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却猛然意识到仍然需要面对“战争与和平”的老问题。同时，欧盟面临的经济、社会、移民等问题尚未解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所带来的相互依赖武器化、美国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都让欧盟进一步感受到正面临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也引发欧盟对国际形势、自身处境以及应变之路的担忧。如果世界重新回归“大国竞争”时代，以强调规范性权力为傲的欧盟将如何在世界自居？如果全球合作、多边主义遭到“大国竞争”的冲击，欧盟又该拿出何种方案？这些问题，慕安会似乎都没能给出充分答案。

面临动荡的国际形势，欧美依然选择抱团取暖，但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心存忧虑。多数有欧美政界或学者人士参与的会议，都可以发现欧美之间的相互迎合与支持，这种呼应体现了欧美在文化、价值观以及语言微妙之处的共情。尤其在涉及乌克兰危机的会场上，欧洲与美国的立场几乎可以划等号。即使在巴以冲突上，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存在分歧，但在这样的大会上，仍能感受到欧美共识大于分歧。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欧洲和美国在两场冲突上的表态，双方都不得不将2024年美国大选的因素考虑在内。欧洲方面担心，一旦特朗普再次当选，跨大西洋关系可能将在经贸、安全、价值观等多个领域再次遭受冲击。例如，在安全领域，特朗普近期针对北约的表态让欧洲极为紧张。因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今年慕安会演讲时反复强调，拜登-哈里斯政府将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希望为忧心忡忡的欧洲注入强心剂。

欧洲在如何与中国相处上也陷入矛盾的困境。相比去年慕安会，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和消极情绪有所下降，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嘉宾，仍然沉浸在我者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中，无法摆脱阵营对抗的逻辑。在一场讨论乌克兰危机的会议中，坚定支持乌克兰仍然是美欧的政治正确。同时，一些发言人也始终使用意识形态思维看待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各国举动。

来自美欧和乌克兰的嘉宾强调与俄罗斯作战需要勇气，但并没有充分讨论如何尽快实现停火止战。

欧美在对华问题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果只是简单地在所有议题上都将欧美视为一体，也会犯下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在一场探讨对齐美欧技术治理（Aligning Transatlantic Tech Governance）的会议上，一位中方学者问了一个问题，欧美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时会不会拉入中国，如果拉入，会以何种方式。这个问题引发了台上几位嘉宾的争论，一位美国嘉宾强烈反对在人工智领域与中国打交道，尤其是不能向中国转让任何人工智能技术。但这个观点遭到了欧洲嘉宾的反对，认为在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是必须接触的对象。

慕安会议程紧凑，也让身处现场的参与者多多少少感受到了欧洲的温度。与笔者共同前往的中方学者都积极参与了不同场次的平行会议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参会者更加了解中国，而不是落入大国竞争的叙事和陷阱，否则这个世界只会走向今年慕安会报告所描绘的多输（lose-lose）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