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写出最好纪念文章者，女性自然是萧红；男性呢？笔者以为是郁达夫。
“几句哀悼的话”
1936年十月鲁迅逝世，正在福建的郁达夫从一位日本记者处获得消息，起初并不相信，因为不久前，他与鲁迅在上海见面，两人还相约同去留学过的日本“看红叶”的，可随即多个渠道证实了消息。他立即就在一张破稿纸上，写下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一早，郁达夫踏上一艘轮船，奔回上海。
郁达夫参与和见到的鲁迅的丧事，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工人、学生、妇女团体，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数在一万人以上。当时，人们写出了大量与鲁迅相关的纪念文字，可与鲁迅有深交的郁达夫“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他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这似乎不经意的“哀悼的话”，却包含了后来人常常引述的名句。
文章发表时题目为《怀鲁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篇文章不过两三百字，可内容却因凝练而足够分量。“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当时纪念鲁迅逝世文字中，这应该可算是最好的篇章。
关于鲁迅的文与人
接下来的几年，郁达夫先后写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回忆鲁迅》《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以及用日文所作《鲁迅の伟大》等文字，如果加上他之前论叙鲁迅文字的数篇文章，可以说，他是当时写得最多，质量最高纪念鲁迅文章者之一。他的这些文章，不仅因为友谊，更因为他自己亦为著名作家，眼光高远，写记出了鲁迅光辉而朴实的多面。这些内容，至今值得我们细加体味。
无疑，鲁迅首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突出在何处？对此，郁达夫有高妙解读：“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
鲁迅的文字，颇多刻薄，表层看去，似乎冷硬，对此，郁达夫也有精切剖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
文字之外，关于鲁迅的形象，郁达夫如此写道：“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写鲁迅的笑时，郁达夫的描绘连带上“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一下子就不一般了起来。
亲近鲁迅者都知道，他喜欢讲笑话。郁达夫第一次也感受到了：“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鲁迅甚至与郁达夫谈及他们兄弟的不睦：“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按：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回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鲁迅兄弟由最早的和睦融融到后来的反目，一直是鲁迅研读的追索课题。后来人多有猜度，可郁达夫很早引用的鲁迅的话，引起的重视却不够。
高明作家观察人物
郁达夫近距离接触鲁迅，许多事，他身为作家，都曾细细留意细节：“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这是鲁迅的幽默说辞。可他做事呢？——“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古人云：听其言而观其行。郁达夫把两面都指出，鲁迅先生的面貌就浮现了。
当时的娱乐，主要在戏曲。可据郁达夫讲：“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欧阳）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这些言论，或许可以说鲁迅偏颇，可又不能不承认他见解的别出新意。
从一般的描述中，我们以为鲁迅总是严正的。郁达夫却举例：“对于目连戏（鲁迅家乡戏剧），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鲁迅居然还扮演过这等角色给人看，实令一般读者怎么也想不到。
说起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郁达夫描绘得也有味：“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许广平）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诫亲属似地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中国俗语，看破不说破。有一次，林语堂和郁达夫去看鲁迅，说了半天话出来，林语堂忽然问郁达夫：“鲁迅与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郁达夫“只是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他便听信了郁达夫：“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这节趣事，若无郁达夫记叙，应该也少有人知了。
鲁迅抽烟的程度如何？很多读者都不知。郁达夫对此也有观察：“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郁达夫是高明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些有时可以透露人物深切内心的细节，经他观察描写出来，值得人们体会。
杰出作家的着眼落笔
作为精神先驱，鲁迅当然有对终极的思考。他是如何的表现呢？对此，郁达夫也通过一桩细事有所透露。他说鲁迅的书斋，无论何时，总整理得“必清必楚”，自己一次去鲁迅那里，见到刚开始说话的海婴也在书房：“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在国人情俗中，这话是有忌讳的，连郁达夫也这样想：“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可是“死”终于来了。与现实的对比是：“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铰得难耐。”
不曾见到有人这样写鲁迅及孩子的，可从常理人性现实读去，又真切得无以复加。鲁迅的“自然”，孩子的童稚，又呈现出伟大生命的寻常姿态。着眼落笔于此，也体现了郁达夫的不一般之处。文笔毋庸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易被忽略的精微细节,通过阅读体会，我们也可以学习名家是如何调动纷扬思绪，运用内在理路，写出特色文章的。
文/杨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