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很讨厌苏联，1935年底为何费尽心机，派人秘密出使苏联？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的铁蹄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向对苏联抱有敌意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派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秘密出使苏联。为了完成这项绝密任务，陈立夫化名李融涛，与同行的张冲辗转多个欧洲国家，甚至不惜伪造在杭州养病的假象。然而，这场精心策划的秘密外交行动最终还是被日本特务察觉，不得不匆匆中断。这次看似失败的秘密外交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蒋介石为何要在此时向昔日的＂敌人＂示好？这一切都要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危急的内外形势说起。
恩怨情仇：蒋苏关系二十年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在即。彼时的蒋介石正值壮年，他深知若想完成北伐统一的宏图伟业，必须获得强大外援的支持。
1923年，蒋介石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访问苏联，此行让他见识到了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实力。苏联不仅为国民革命军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还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北伐。
在苏联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为了表示对苏联的诚意，蒋介石甚至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莫斯科学习。
然而，这种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大规模清党。这一举动让苏联感到震惊和愤怒，双方关系陷入冰点。
政变后的蒋介石开始全面倒向西方阵营，与苏联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双方的军事冲突最终以中方失败告终，这次失败让蒋介石意识到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此后，他对苏联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蒋介石开始重新审视对苏政策。苏联在国际社会上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这让蒋介石看到了转圜的可能。
1934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他们不仅能生产各类先进武器，在远东地区还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深知，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英美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只有苏联才能在军事上对日本形成实质性威慑。这种现实考量促使他重新思考对苏关系。
到了1935年，随着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寻求苏联支持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不得不放下昔日成见，谋求与苏联重建关系。
华北告急：蒋氏谋划转向苏
1935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华北的局势也如同这凛冽的寒风一般令人不寒而栗。日本军队在华北步步紧逼，华北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华北五省即将沦陷。
国民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蒋介石在南京的官邸中彻夜难眠。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让他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口，而此时能够对日本形成强大军事威慑的，只有苏联这个庞然大物。
12月初，蒋介石召见了他的心腹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在这次密谈中，蒋介石委托给陈立夫一项绝密任务。
为了确保行动的隐秘性，陈立夫需要化名李融涛。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位亲信张冲，也改名为江帆南。两人的身份和行程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伪装。
在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和张冲悄然登上了一艘德国邮轮。他们的第一站是法国马赛，随后计划乘火车前往柏林，最终目的地则是莫斯科。
然而，当时的德国已经是希特勒的天下，特务遍布全国。如果陈立夫的身份在德国暴露，不仅任务会功亏一篑，还可能引发国际纠纷。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蒋介石指示陈立夫在欧洲多国游走。这个计划看似是游历欧洲，实则是为了转移德国特务的注意力。
陈立夫的足迹遍布欧洲：从法国到瑞士，再到捷克、匈牙利，然后是南斯拉夫，最后到达意大利。这段迂回的行程不仅能掩人耳目，还能为最终前往莫斯科创造有利时机。
在国内，陈立夫也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提前写好了十几封信件，交给儿子定期从杭州寄出。这些信件的收件人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内容则暗示他正在杭州养病。
这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细节：从身份的伪装到行程的安排，从国内的烟幕到国外的周旋。每一步都显示出蒋介石对这次秘密外交的重视。
在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秘密行动中，蒋介石和陈立夫都下了极大的功夫。这不仅体现在表面的行动上，更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细节考虑中。
从南京到莫斯科，从公开的敌对到暗中的示好，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可谓是煞费苦心。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在危急存亡之际，为中国寻求一个强大的盟友。
特务追踪：秘密外交夭折记
1936年的初春，陈立夫和张冲的欧洲之行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两人已经完成了在法国、瑞士等国的周旋，正准备向最终目的地莫斯科进发。
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到了南京：日本特务机关已经察觉到了这次秘密行动的蛛丝马迹。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派出了大量特务，在欧洲各国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柏林，日本特务已经查到了陈立夫和张冲曾经入住过的酒店。特务们通过调查酒店的登记簿，发现了两个可疑的中国旅客使用的假名。
与此同时，德国的情报机构也开始对这两位神秘的东方旅客产生兴趣。希特勒政权与日本的关系日益密切，德国特务开始配合日本方面的调查行动。
在布拉格，陈立夫和张冲险些与跟踪的日本特务撞个正着。两人不得不连夜更换住处，并改变了原定的行程计划。
南斯拉夫之行本应是他们前往莫斯科的最后一站。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发现已经被多个国家的特务盯上。继续前往莫斯科的风险变得极其巨大。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立即下令中止行动。这个决定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特务已经查实了陈立夫的真实身份。如果继续推进计划，不仅任务会失败，陈立夫的人身安全也将面临严重威胁。
为了掩护陈立夫安全撤离，国民政府在国内制造了一系列烟幕。杭州方面继续按计划寄出陈立夫＂养病＂期间写的信件，营造他一直在国内的假象。
陈立夫和张冲不得不分头行动，采取迂回撤离的方式。陈立夫选择了一条最不引人注目的路线：经由意大利乘船返回中国。
在返程途中，他们依然面临着日本特务的追踪。为了躲避跟踪，陈立夫不得不多次更换交通工具，甚至在某些城市刻意停留数日，以混淆视听。
这场历时数月的秘密外交行动，最终因日本特务的介入而功败垂成。虽然没能完成与苏联直接对话的使命，但这次行动本身就展现了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战略转向。
而在陈立夫回国后不久，蒋介石便开始谋划新的对苏外交渠道。这次失败的经历不仅没有打消他寻求苏联支持的念头，反而让他更加认识到了发展中苏关系的重要性。
历史证明，这次看似失败的秘密外交，实际上为后来中苏关系的改善埋下了伏笔。它向苏联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国民政府已经准备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秘密外交活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它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表面的成败得失。它是中国在近代史上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众多外交努力中的一个缩影。
峰回路转：中苏破冰显奇迹
1936年春天，陈立夫的秘密外交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努力。在这次行动后不久，国民政府通过多个渠道向苏联释放善意。
孙科作为新的特使，开始在欧洲与苏联外交官员进行非正式接触。这一次的接触更加隐秘，也更加灵活，避免了之前的教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全面入侵，中国的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在这个危急关头，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主动与中国外交部接触。
8月21日，中苏终于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了重大突破。紧接着，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苏联不仅派遣了以德力赫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数百架战机、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的重炮和轻武器，通过新疆等地运抵中国。
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极大支持。数以千计的中国飞行员在苏联接受训练，为中国空军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飞行员后来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总额为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这笔贷款的条件十分优惠，利率仅为3%，还款期限长达10年。这些资金为中国购买军事装备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这些援助对于当时正处于困境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派出了近5000名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来华。这些专家不仅帮助中国军队提升战斗力，还协助建立了多个军工企业。
在外交领域，苏联也给予中国有力支持。在国际联盟等场合，苏联代表多次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国际同情和支持。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陈立夫早期的秘密外交尝试不无关系。虽然当时的行动失败了，但它为后来的中苏关系改善铺平了道路。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正是在中国最危难的时刻，昔日的对手苏联伸出了援手。这种转变证明了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1941年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华援助不得不大幅减少。但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苏联的支持为中国争取了宝贵的战略机遇，也为最终的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放下成见、寻求合作才是明智之举。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定，尽管充满争议，但最终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