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秀美

编辑 | 杨秀美

在1911年12月6号这天，载沣这个才28岁的人感到身心疲惫，他终于决定把手头上的摄政王工作给撂挑子走人了。

话说到载沣这个人啊，他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也是清朝最后那个皇帝溥仪的老爸。

话说在他辞职以前的那段时间，溥仪当皇帝快三年的时间内，清朝的军政外务这些大事儿都是由载沣说了算的。

当摄政王的帽子一甩掉，载沣一回到家就跟他媳妇儿说：“从今往后啊，我就能安心回家带娃娃啦~”看样子，对于载沣来说，安安静静守住一家人的小确幸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追求了，干那对摄政王爷的事儿可真是够累的。

紧接着第二年的2月12号那天，隆裕太后用溥仪的名义又搞了份诏书给退位了，清朝这下算是真的结束了。

清朝打了进来，然后是摄政王多尔衮选了北京作为首都，最后还是载沣来宣告天下清朝没了，好像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好了似的。

和平民老百姓一样，摄政王载沣也可以回家待着了，他有大把的时间来做点儿小爱好。

虽然不用天天跑衙门了，但是载沣的日子过得可比从前还要有规律呢。每天早晨起来他都要去给妈请安，吃完早饭后就开始消磨时光，看书写日记什么的。

载沣最喜欢的是历史类的书籍，他还喜欢写日记呢，而且坚持不懈地写了足足有十年之久。也就是因为这个日记本啊，我们才能详细地了解到晚清时期的那些事儿。

在载沣的书房里，有这么一副对联：“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

其实这句话原本是“有名”而非“有书”，不过载沣把它改成“有书”之后感觉更加贴切了。毕竟他已经是亲王了，还能奢求什么名气和财富呢？

空闲下来的时候，载沣就开始研究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些玩意儿。他借来了小伙伴的日晷，买了星球仪、地球仪还有天文望远镜这类高端设备。

碰上什么日食或者月食的时候，载沣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欣赏，晚上乘凉的时候还会指着满天繁星教他们认星座。

载沣还特别认真地记录了他观察天象的过程，日记里面常常提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月食这样的天文现象。

要是没有出生在皇家，又赶上了新时代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话，说不定载沣还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呢。

除了看书和研究天文学之外，载沣还琢磨着找点其他的乐子。比如，他突然想要纳个小妾。

载沣的发妻是荣禄家的千金瓜尔佳氏，虽然她有时候很强势，总是批评载沣懦弱没本事，但载沣却早已离她渐行渐远，最后铁了心想把baby弄进门再说。

于是乎1913年那年，16岁的邓佳氏就被迎嫁到了王府，立马成了载沣心目中的宝贝蛋儿。他们的俩儿子加四个女儿，都是在这时候出生的。

瓜尔佳氏和端康太妃闹翻了，结果因为一件小事儿就吞了鸦片自杀身亡，邓佳氏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载沣唯一的正房太太。

别看载沣退下去了，一点儿也不想关心国家的事儿，就想待在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但他毕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爸爸嘛，所以就算他不想管，也还是被卷进了清朝的各种大事儿里头。

比如，他得参加讨论决定清朝皇帝退位的事儿，还要代表清朝皇室去请孙中山吃饭，还得争取清朝皇室的优待条件能写入宪法等等。

那时候，载沣早就把辫子剪了，不再穿那种长长的袍子和马褂，而是换上了新潮的衣服。虽然他已经不当摄政王好多年了，但日子过得还是挺舒服的。

直到1924年，载沣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冯玉祥取消了对清朝皇室的优待条件，把溥仪赶出了皇宫。这下可好了，清朝彻底完蛋了，载沣的退休金也没了。

因为民国不再给清朝皇室发优待费，醇亲王每年五万两的工资也没了着落。这导致载沣家的生活水平慢慢地降了下来，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好开始卖掉家里的古董和土地。

等到1928年，这时候溥仪已经跑到了天津，躲在了日本人建立的保护网——天津日租界的静园里。溥仪不停地给载沣写信，希望他能搬来天津和自己住在一起。

等到了天津，载沣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平静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对外宣称自己叫“王”，甚至还强迫几个孩子也改名叫金，叮嘱他们上学时要尽量少说话，不要泄露家庭背景。

载沣整天待在家里看书看报纸，基本上不出门。家里用的都是最新的科技产品，比如电灯、自来水、电话、小汽车、席梦思床和高档沙发等等。

这种生活就是载沣一生中过得最舒坦的时光，虽然那时民国已经不给他优待了，不过还好他家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可以卖。

1934年3月，溥仪投靠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长春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溥仪还多次写信给载沣，让他全家都搬过去，告诉他那儿的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载沣一直拖着不去，觉得全家搬到那个满洲国简直太傻了。要是真的去了那里，肯定会被人家随便欺负。1934年，载沣带着儿子溥任以私人旅游的名义去了一次东北，当他看到溥仪在那儿其实只是个傀儡皇帝时，心里特别难过，多次劝告溥仪要离日本人远点。

可是重新当上皇帝的溥仪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反而坚持要让载沣和其他家人留在长春。而这时的日本人也想通过控制载沣来更好地控制溥仪。当时，关东军提出每个月给载沣一万块钱的车马费，只要他在长春当个闲差就行。

那个年代，一万块钱差不多可以买7000袋面粉呢。尽管回到天津后的载沣生活越来越困难，但他始终没答应日本人的这个请求。

虽然溥仪也一直劝说父亲载沣留在东北，但载沣坚决不同意，最后甚至以绝食来威胁，溥仪怕出问题，只好让他们回了天津。

1939年，天津发了一场大水，洪水直接冲进了载沣的家里，把很多珍贵的书画和清朝皇帝的赏赐全都毁了。看着这些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载沣心里真是疼得不行，于是带着全家又搬回了北京住。

载沣回到了北京，没住在王府的主房子里，而是搬到了西边的王府花园。他不怎么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什么的。

那时候的王府花园挺大，差不多有四十亩那么大。在这个地方，载沣和家人开了家小学，就在醇亲王府的净业寺那个地方。载沣是学校的老大，小儿子溥任当校长，还有个七姑娘金志坚是老师。那时候啊，附近老百姓的小孩儿们都跑到这家新弄的小学上学来了。

1942年快过年的那几天，醇王府花园热闹得不得了，就是因为那天是载沣60岁的生日。载沣的弟弟载涛为了让他开心，把他那些分散各地的孩子们都找回来给他庆祝生日。

王府花园还办了个宴会，请了马连良和孟小冬来唱京剧《游龙戏凤》和《盗宗卷》。载沣觉得这是他60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可是呢，快乐总是短暂的，生日宴会结束后，王府花园又恢复了以前那种冷冷清清的样子。

过完60岁生日没多久，载沣就开始遇到一些让他难过的事儿，他只能在心里默默承受着。

就在载沣生日宴会后没多久，他身边的邓佳氏去世了，那年她才45岁。

在载沣孤独的晚年里，邓佳氏一直都是他的好帮手。邓佳氏的离世，让载沣感到非常痛苦。

载沣给邓佳氏办了个特别隆重的葬礼，忙活了好几十天才算完。这次葬礼好像把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从那以后，他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发呆，再也没想过再娶个老婆。

1945年，日本投降了，伪满洲国也倒闭了，溥仪和溥杰这些人都不知去哪儿了。载沣在东北的几个女儿只好带着孩子们艰难地回到王府花园。

家里突然多了十几口人要吃饭，可王府已经好几年没收入了，溥仪也不再给钱了，王府的日子过得特别紧张。载沣只能卖掉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就这么一直撑到了北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了。载沣把家人都叫到一块儿，宣布说“以后别老是请安了，大家都叫同志吧”。

载沣这个人有时候也挺固执的，就算是弟弟或者亲戚来家里做客，要是事先没约好，就算是到了午饭时间，载沣也不会留下人家吃饭，就让人家自己回去吃。

载沣晚年的生活过得很拮据，不过他倒是挺能适应这种穷日子的，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单。早饭通常就是喝点玉米粥、吃个烧饼、炸个圈、煎个蛋这样的，正餐大都吃面条，一顿饭最多也就两个三个菜，只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在天福号买点卤肉、丸子之类的。

当时好多政府机关都想把醇亲王府当成办公室或者生产基地，但载沣这个人一向都很明白事理，而且他也看过不少历史书，他知道，该放手的时候还是得狠下心来。

经过深思熟虑，载沣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卖掉王府。

载沣心里明白啊，历史这个大车轱辘往前滚，新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了，他不能再紧紧抱住醇亲王府过日子了。

1950那会儿，载沣就把那个王府卖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了，换来的就是九十万斤小米，这可是笔大买卖！

这些钱呢，其中一半被载沣用来买新房子自个儿住啦；另一半就平均分给了八个孩子们，接着他就搬到了离魏家胡同不太远的利薄营地方住下咯。

虽然房子小了点，人也少了不少，但载沣心里觉得豁然开朗多了，1950年年底的时候，载涛还特意邀请他去尝尝那个特别好吃的“菊花火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载沣喝得开心极了，尽情地享受着晚年的天伦之乐。

可惜啊，晚年的载沣总是被糖尿病折磨得够呛，但他对吃药这件事却是非常抵触，他坚信命运，觉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

生病的时候，虽然也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病，但等到吃药的时候，他就让身边的人把药扔掉了。

载沣得了糖尿病，但还是忍不住要吃甜食，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

1951年2月3日那天，68岁的载沣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治疗无果，最终在利薄营的家里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