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氏叛乱后，其所至交趾之地是否树立铜柱，史学界一方面怀疑马援铜柱史实，另一方面还对铜柱位置存有歧义。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和观点有：向达认为，《蛮书》记载马援铜柱无误，铜柱在安宁（治今云南安宁县）境。而赵吕甫和木芹认为，《蛮书》记载马援立铜柱地点，按交趾、安宁间之里程推算，应在交趾而非安宁。李埏否认前二者，认为，交趾地多铜鼓，而后世把铜鼓传为铜柱。徐兴祥认为，马援未到过益州，更无在安宁立铜柱之事。另外，施铁靖等学者认为，《蛮书》记载马援在安宁立铜柱无误，铜柱成为汉疆界的代表。杨武泉在《岭外代答校注》中列出自汉至清史载铜柱的地点多处，但未言及铜住的象征意义。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梳理，挖掘其象征意义，指出马援铜柱的流传，其意是借以推广国家统一观念，教化当地民众，铜柱不仅是历史上南疆极界的标志，而且是国家统一观念在地方推广的一个标志。
一、马援铜柱的地望考察
《后汉书·马援传》载有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地区平定征氏姐妹叛乱之事，却未详载于此立铜柱之事，最早提及马援铜柱见于西晋张勃的《吴录》曰：“象林有小洲，生柔金，自北向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屠］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场之表。”虽然这里没有明显指出“铜柱”为马援所立，但是铜柱与西屠国接壤以及汉子孙之说，都是记载马援铜柱的标志（详下）。史书明确记载马援铜柱则出现在西晋时期的《广州记》中，其云：“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广州记》记载马援铜柱在交趾，但《广州记》作者说法不一，其说来源无从考知。
马援铜柱所在位置除《广州记》记载在交趾以外，后世的史籍多与《吴录》所载一致，认为马援铜柱应在林邑。东晋俞益期的《交州笺》言：“马文渊昔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遂居其地，岸南树对铜柱，悉姓为马，自婚姻有二百户。交州以流寓号曰：‘马流’，方语、饮食尚与华夏同。山川移易，铜柱今没在海中，正赖引民以识故处。”
又有《林邑记》载：“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林邑”原为秦汉之象林县地。唐房玄龄的《晋书》中记载：“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史籍上言“象林”为林邑的别称。象林为西汉日南郡最南一县，东汉林邑国在此立国，林邑国的大体位置治今越南的广南－岘港省一带。另《林邑记》中的土人与《吴录》中所载象林小洲人都自称汉子孙，并以铜柱与西屠国分疆，两书关于铜柱位置记载一致。唐魏征《隋书·刘方传》亦认为马援铜柱在林邑：“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林邑。”林邑即林邑国都典冲，治今越南顺化附近或维川县茶荞，已不在隋唐辖境之内。
唐代研究西南地区的史籍《蛮书》，其卷一中记载马援立铜柱之事：“安宁城，后汉元鼎二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去交址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但“元鼎”为汉武帝年号，所载时间有误。同书卷七云：“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国进军伐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交趾郡治在今越南河内市西北部，以历程推算，《蛮书》所云安宁城并非今昆明市西南安宁县。此安宁铜柱，应不是马援所立铜柱的位置，而应为唐时西南边境的界标而已。
当然，唐时史籍记载中，马援铜柱多被认为在今越南中部、北部。
唐时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泛舶而行至占波，遭风而屡遘艰苦，适马援铜柱，息上［比］景而归唐。”《新唐书·南诏传》认为占波本是林邑之地。比景在今越南横山以南的中部及南部地区。隋刘方、唐慧命所经马援铜柱，在越南中南部一带的林邑故地。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载：“旧有韦公干为爱州刺史，闻有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摧货之于贾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者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唐爱州，汉于此设九真郡，治今越南中部清化省之清化，较之林邑偏北。唐安南都护府以南是环王，据《新唐书·南诏传》载：“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东西三百里而赢，南北千里。西距真腊雾温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奔浪陀州在今越南南部藩朗。铜柱数量有五，不知何故？唐马总又在马援以后新立铜柱。宋祝穆《方舆胜览》曰：“铜柱，汉伏波将军马援征蛮立柱界上。又唐马总为安南都护，僚夷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钦州（治今广西钦州、灵山一带）蛮界”。祝穆将宋代的界标与前代混淆，又误。
马援铜柱的位置历来有争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杜佑曰：‘林邑南水步二千余里有西屠夷，马援所树两铜柱，表界处也。’……宋白曰：‘马援讨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余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千余里有西屠国，援至其国，铸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计交州至铜柱五千里’，宋杜之说铜柱在林邑南，今所记则林邑在铜柱南。”《明实录》中也记载过马援铜柱：“在明思明府境者”，思明府治今广西宁明县东。明代邝露在《赤雅》中提到马援不只在一处立铜柱：“伏波铜柱一在凭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钦州分茆岭交趾东界。马文渊又于林邑北岸，立三铜柱为海界，林邑南立五铜柱为山界。”另有清代学者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上具体指出了马援铜柱的位置：“凭祥州为广西西南界，州南镇南关（今友谊关）为交趾孔道，关南山即为汉时铜柱为界。”可见，后来已把铜柱作为边疆界碑的标志了。
总之，马援铜柱鲜有人亲目所历，亦未有可信服的史料证据。关于铜柱位置史载不一，对其真实性存有质疑。何以一个似有而无的铜柱能激起历代学人、士者的极大兴趣，众人对铜柱的考证、记载情有独钟？只因铜柱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远比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重大。
二、唐、五代时期的边疆少数民族政策与马援铜柱附会的形成
自汉代马援“立铜柱”以彰功绩、定疆界，后世多有颂扬和效仿。上述《蛮书》天宝八载何履光统安南国进军伐蛮国，收复安宁城和马援铜柱。而《新唐书·南诏传》云：“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两者记载差距较大，前者言之安宁城有铜柱，何履光收复其地，证明何见过马援铜柱存在，而《新唐书》则认为安宁城古时有铜柱，而今不存，则复立马援铜柱。对两书所载的真实性难以考证，但唐时的安宁城铜柱已不是原来马援所立铜柱，应为界标而已。
与上述《蛮书》所载一致，《新唐书·马总传》载：“元和中，（马总）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建二铜柱于汉故处，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唐代安南包括汉时其南部象郡、九真郡，但没有包括林邑郡，唐马总任安南都护，建二铜柱应于汉故处，马总认为汉伏波将军马援所立铜柱即象郡。其南与真腊和林邑接壤，马总于汉故处树立铜柱，其意在于昭示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辖，也是对欲借安史之乱脱离李唐王朝统治的少数民族的威慑。马总在安南立铜柱，自称伏波将军马援之裔，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马总立铜柱是在唐宪宗时期。当时中央力图恢复旧有的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就以德宗和宪宗为代表，几次对藩镇和边地动武，取得了一些成效。德宗稳定西部边陲局势，其目的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处置东部的藩镇问题中。与地方藩镇和少数民族动武之时，还需在国家观念上引导，使其中原正统的地位加以维护。马总在安南树立铜柱，除了向当政者彰显自己的功绩外，更主要的是替朝廷在地方宣扬国家威信，在该地区形成文化认同和政治管辖。
同时，唐代文人墨客乐此不疲地赞颂马援铜柱来表达马援的功绩，如胡曾在《铜柱》曰：“铜柱高标险塞垣，南蛮不敢犯中原。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也是在彰显唐朝地域的广阔，国势的强大。
五代时期，楚马希范在溪州（治今湖南永顺县）亦立铜柱，自称伏波将军马援之裔，马希范讨伐溪州洞蛮彭士愁，士愁战败，“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故铸铜柱以继之”。马希范所立铜柱现今还矗立于酉水中部河岸边。铜柱铭文开首便载马援及其事：“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宁，群帅内附。古者天子铭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必有刊勒，垂诸简编；将立标题，式昭恩信。敢继前烈，为吾纪焉。”在铜柱上铸马援之功德，表面是在说明马希范对“祖先”马援的尊敬和怀念，而实际上是马希范以自己的行为与史书流传中的马援征南蛮的行为相类比，意在向当朝彰赫自己的功绩，同时也是向湘西少数民族表达自己对其地的征服和控制。
唐、五代借鉴了史书记载中的马援立铜柱的史实，在征服少数民族后在当地树立铜柱，当政者不会关心马援铜柱存在的真实性，他们乐于利用史实甚至是传说来佐证现实，借史书中赋予马援的褒义赞扬来美化自己。以此，马援铜柱这一历史事件亦在唐、五代的统治者、政客的提携和利用下得以附会成形。马援铜柱成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征服和统治的“铁证”，也逐渐成为疆土统一的一种象征。
三、明清对西南周边地区的控制与马援铜柱的象征意义
明清是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时期，但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时有叛乱，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虽然中央王朝不断用武力征服，但难以达到完全臣服的理想效果，另外，明清两朝民族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减缓中原王朝的更替所带来的振荡，是对中央政权的巨大的考验。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认识到教化在国家统治中必不可少，马援铜柱就是教化内容之一。马援铜柱成为军功和界标的代表，是弘扬英雄式人物的主题之一。元至明清，西南民族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对其进行有效统辖成为历代君主的夙愿。元后期至清前期，中原王朝利用当地的土司间接管辖西南地区，田汝成在《云南土官论》中称：“元虽开省设官，而疆圉瓜裂，以羁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员混一，爨罗旬，咸籍版图，可谓盛”，“所有土司，均由朝廷任命，颁发印信、号纸，并按品级赐予冠带，承袭得经中央政府批准。”这些措施使得明中央政权亟需找出土司辖地与中央政权的文化纽带，而马援在该地立铜柱，正是明政权所需要的一种文化的共鸣。
到了后期，土司制与中原政治不协调，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土民没有自由，遇土司“贪纵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贰。”贵州巡按御史杨鹤疏言：“将来尾大不掉，实可寒心。”徐弘祖曾亲临土司境内，他说：“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縻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可不破也。”
地方土司独霸一方，对其辖地的百姓在思想上的控制尤为严重，以致“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土司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尤其是它的割据性，中央政府的号令在地方实施不利，国家的权威被弱化，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不断增大，如果对其失控，小则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大则与邻邦联手威逼中央王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武力镇压，效果不佳。明王守仁则主张以安抚为主，在其《告谕利头巢贼》言：“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调至广西平乱。表达了他对土司、土目骚乱的看法和平叛的主张。建议宜抚不宜剿，“息兵罢饷，以休养疮痍之民”。王守仁的做法也代表了中央政府的倾向，对西南地区的安抚要胜过武力讨伐，所以认为对其地进行教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事迹遍布西南地区，人们对马援的顶礼膜拜，马援在西南边陲地区立铜柱，表汉疆所及，成为汉夷之共识，王守仁也高度评价马援立铜柱之事：“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诗尚不磨。”清代亦有鄂尔泰认为：“抚夷之法，须以汉化夷。”所以，对马援铜柱的推广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南边地教化的一部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最终得以在地方上推广。马援铜柱便是把地方的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纽带。
明清官宦、文人对马援立铜柱一事的颂扬，也反映了在政府主导下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国家观念推广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颂扬马援立铜柱之功绩的诗文多达不计其数，如明广西提学黄佐在《横州伏波庙》中表达了一般官宦的看法，对伏波将军大加赞赏：“高滩危石锁崔嵬，长夏风烟午未开。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武陵一曲风尘静，铜柱双标日月回。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事有云台。”此外，还有地方文人张佳荫的《乌蛮滩》：“停舟一奠伏波祠，丹荔黄焦前致词。英雄心事无今古，神物风云各有时。铜柱功名傥难就，泽车款段随所之。”后世给予马援事迹以较高评价。
明朝人认为，铜柱是为了“驱逐交蛮，还之故地，界岭分茅，标题铜柱，以限南北”，“千百年来，交人顾视铜柱，信如蓍龟，终不逾蛙步，以争尽寸之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广改土归流，改流官以代土官，使边疆民众对中土产生了认同感。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乡绅、名宦则成为推广这种教化的宣传者。明清之际，西南边地与汉时相比优势不再，政府和士人用对马援铜柱的赞赏来表达对失地的痛楚之情，对马援铜柱的附会加以利用成为对西南地区化外之民进行教化的有效之举，而马援铜柱便成为统治者宣传和教化民众的工具。
总之，汉唐以降，关于马援铜柱位置的记载不详，亦无确凿可信的史料佐证。在历代学者的考证中，马援铜柱被添加了更多的附会内容。历代的统治者欲借马援铜柱宣扬统一的国家观念，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在边疆有所建树的官宦、士人更是欲借马援的例子彰显自己的功绩，以求邀功于当朝、垂功于后世。从汉至清的文人墨客也多以马援之事迹自比官场失意、踌躇满志而报效无门的心痛之情。所以，马援立柱的位置及其真伪性并不是历代关注的重点，马援及立柱的事迹被附会成为一种精神信仰、文化符号，而被后世传扬。（节选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