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皇帝，他白手起家一步步从乞丐和尚翻身做起了至高无上的皇在帝。在后世朱家子孙的治理下，中国国力在明朝达到了世界顶峰状态。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却突然分崩离析，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明朝走向灭亡？其主要原因有五个方面，分别为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军事原因、社会原因、外部原因。本文简单分析其中一个因素，明朝的经济状况是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常规税种是王朝存在和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大致可以分为田税和商税两类。相比于其他朝代，明朝的田税，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的。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定下三十税一的田税，也就是交三十分之一的收成。根据相关统计，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全国农业总产量，应该在十三亿两千万石左右。而在1600年的时候，明朝的基本田税税额，仅为两千六百万石。按照这个数据计算，明朝后期的田税税率，还不到2%，近乎到了五十税一的低税率。
查阅历史，真实的晚明先生地方的末世社会如同地狱一般。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当中,自然灾害频发,邓云特先生称其为“古今未有之记录也”。据《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的考究，终明王朝一代，竟共发生了3952次自然灾害。明王朝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与地震为主。三类灾害分别发生过1034、728、1159次，加起来约占整体灾害次数的79.91%。在以三大灾害为主的明代，还爆发过虫灾、瘟疫、极寒、雹灾、雪灾等次数少见的自然灾害。严重的灾害不止与自然地理有关,政府的无能、财政的危机和官员的腐朽都加剧了灾害带来的影响。明代自然灾害、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事件,史料中常以“死者万计”、“人相食”、“饿殍相望”、“死者枕藉”等来记录,这些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前文论述的冰河期，崇祯元年正月发生了癸亥风霾晦冥现象，永年县昼晦，咫尺不辨人物。七年三月戊子，黄州昼晦如夜。十三年闰正月丙申，南京日色晦朦，风霾大作，细灰从空下，五步外不见一物。后四年三月丙申，风霾昼晦。
一般认为导致王朝统治失序的原因包含如下几种：统治阶层严重腐败及内讧；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民间离乱、反叛发生；强敌入侵引发的边疆势力或者外国势力入侵。王朝无永存之理，明朝的灭亡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就有端倪，万历中期已经出现明朝将有大乱的警告。人口激增并遭逢小冰河期，灾害频发，人口锐减，经济日益货币化、贫富分化、明朝赋税、财政制度紊乱、官僚腐败、皇室和太监的掠夺、朝廷政治争斗、公共服务系统瓦解、农民起义等情况导致大明王朝奄奄一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指出：“方今内帑收贮无虚岁，无虚时，无虚月，无虚日。夫积而不泄，鬼将作祟。不有脱巾揭竿，籍为鼓噪之资，即恐英雄睥睨，席为用武之地……怨极必乱，夫众心不可伤也……恐玉崩衅成，决而莫制，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以大溃，岂不大可惧乎？祸迟必大，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加以迩来暴盘朘削，种种败道而犹晏然无事，东征西讨，所向快意，盖将前之掩祖德……二竖固而扁鹊走，元神索而大命倾……”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统治下的明王朝人心散乱、国势日渐衰微,作为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刑部官员吕坤不忍大明江山就此沉沦,写下轰动一时的《忧危疏》。吕坤（1536年10月24日—1618年7月24日），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明代归德府宁陵（今河南商丘宁陵县）吕大庄人，原籍宁陵县何庄 。明朝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主要作品有《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等，除《呻吟语》《实政录》外，还有《去伪斋集》等十余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吕坤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其代表作《吕坤全集》是文化典籍整理中的原创性之作。
吕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上书陈天下安危，劝神宗励精图治，言词慷慨激昂，忧国爱民之情溢于言表。疏中云：“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1582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占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木费，又各几百万矣。”吕坤在疏中言“采木”一事云：“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苦，倘遇险阻，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吕坤在疏中言采矿一事云：“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倍。”疏中还向朝廷发出“奸臣当道，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的警告。吕坤亦高瞻远瞩陈情云：“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在疏中还提到“抄没法重，株连数多”的祸国殃民问题：“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威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吕坤在疏中不乏对万历皇帝严加指责：“陛下不视朝久，人心懈弛已极，奸邪窥伺已深，守卫官军不应故事。……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臣观陛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 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臣老且衰，恐不得复见太平……”。该疏中吕坤所谈及的救时要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条条触动要害,直指当世积弊,体现出吕坤个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一种忧虑之情。
如果万历和后续皇帝及时反省，认真改进国策，杜绝贪污腐化，那么大明王朝的历史还将继续延续。可是历史发展并非如此，历史的教训就是历代统治者不吸取任何教训，它暗示了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往往未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导致类似的错误一再发生。例如历史上许多帝国的衰落往往伴随着腐败、社会不公、过度扩张和忽视民生等问题。尽管前朝的教训显而易见，但后继的统治者往往重复同样的错误，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尤为明显，如秦朝、隋朝等短命王朝的迅速灭亡，以及后续王朝在治理上的反复。万历皇帝为了营造天下太平的假象，基本上不会真正进行末世思考，继续瞒与骗，把真话当成耳旁风，丝毫不为所动，该不上朝还是不上朝，该荒淫无度还是一样荒淫无度，臣子里的奸人也是不容忍这样的大逆不道的，疏入，不报，又遭给事中戴士衡诬告，于是吕坤愤然称病乞休，结束了他数十年的做官生涯。历史没有给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崇祯帝历史性机遇，随着崇祯皇帝在位期间，为了筹集辽东战事的军费和镇压农民起义，不惜多次增加税收，比如：
辽饷：为了筹集辽东战事的军费，崇祯皇帝下令加征了辽饷。辽饷是针对辽东军事行动特别征收的一种税，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收，共计一千零三十万两。
剿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崇祯皇帝又加征了剿饷。剿饷是用于支持对起义军进行剿灭行动的特别税种，同样加剧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剿饷：自崇祯十年开始征收，共计两百八十万两。
练饷：除了辽饷和剿饷，还有练饷的征收。练饷是为了维持和训练地方军队而征收的税种，这也是为了应对内外战事的需要。练饷：自崇祯十二年开始征收，共七百三十万两。再加上田赋，据相关专家推算，明末百姓交税达到了收入的18%左右，甚至更高。但是这些银子并没有用到刀刃上，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扑灭反而星星之火大燃。明末官员腐败，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浪费被贪污的同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关外满清势力蠢蠢欲动，最后一把大火，烧毁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
注：本文参考部分专业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