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之前遇刺，媒体普遍猜测的两大凶手，一个是拜登，一个就是“深层政府”。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对“深层政府”伤害太大了。
特朗普的回归，伴随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豪言壮语。他誓言要向深层政府开刀，整顿吏治，清除积弊。作为助其登基的关键人物，马斯克被委以重任，出任政府效率委员会主席，负责审核和监督联邦财政支出，力求结束“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和疯狂的财政赤字”。
要深入理解“特朗普新政”的挑战，必须剖析其最直接的对手——美利坚深层政府。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公务员制度改革。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引发了公众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关注。《彭德尔顿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应运而生，确立了竞争性考试和绩效选拔的原则，奠定了美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尽管后来问题频现，但相较于分肥制和猎官制，这一制度仍不失为一大进步。
美国公务员制度有其独特性。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级别官员，如国务卿、财政部长等，仍遵循猎官制原则，由总统任命，带有明显党派色彩，称为“政务官”。而大多数公务员，即“事务官”，则需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受选举和党派转换影响。这种分工，本意是确保政府运作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却也为深层政府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务员系统逐渐发展出一套自我管理体系，其核心在于内部规则决定人事任免。这一体系的高度独立性，使得公务员群体能够形成自我意识，追求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与金融、军工、医疗等利益集团形成了紧密的绑定关系，共同构成了“事务官—利益集团复合体”。这些利益纽带，成为公务员体系敢于与总统叫板的底气。
此外，深层政府的成熟还体现在其相对独立的“指导思想”上。联邦雇员中，高级行政人员往往来自高校高文化素质人群，他们倾向于民主党意识形态，成为组织内的文化中枢。这种思想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特朗普改革的难度。
特朗普对深层政府的怨念，源于他作为总统却无法自由任命和解雇公务员的无奈。他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打破这一僵局，却遭遇了公务员体系的强烈反弹。2018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意图削弱公务员的保护，却引发了工会和利益集团的激烈抗争。特别是附表F的引入，本欲让总统掌握更多人事权，却因内部抵制和新冠大流行而搁浅。拜登上台后，更是迅速废除了这一命令，特朗普的努力付诸东流。
曾经，美国是世界的经济引擎，但现在，它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4.2万亿美元，但支出却高达6万多亿美元，形成了每年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种赤字并非由于某一项特定的政策或项目导致，而是整个政府运作的常态。即使政府什么都不做，仅仅维持日常运转，这6万亿美元的支出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包括了庞大的医疗支出、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债务的利息支付等。
特别是医疗支出，已经成为了美国财政的一个巨大黑洞。根据美国官方政府的数据，各级政府每年的医疗支出达到了惊人的4.8万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的支出就占据了1.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中国、法国和德国等。然而，如此巨大的投入并未带来相应的医疗效果，反而导致美国医疗成本高昂，许多美国人因无法承担医疗费用而选择出国就医。美国的医疗体系，已经成为了医药公司、保险公司、金融公司和政客们共同瓜分国家财富的盛宴。
除了医疗支出外，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也是美国财政的巨大负担。每年的支出大约在1.5万亿到1.7万亿之间，占据了财政收入的35%左右。这部分支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国民众的基本生活，但也成为了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特别是养老保险，其支出占比高达19%，远高于其他国家。当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对养老保险进行改革时，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保险支出压力更大，但政府却迟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革。
此外，国家债务的利息支付也是美国财政的一大支出。由于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美国每年需要支付巨额的利息。特别是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国债利息支出不断攀升，今年已经超过了军费支出，达到了1.1万亿美元。这部分支出占据了财政收入的12%-24%，成为了政府财政的又一大负担。
军事预算也是美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的军事支出大约在9000亿美元左右，占据了财政收入的19%。这笔巨额的军事支出不仅用于维持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和航母编队等硬实力，也涉及到了复杂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军工企业依赖政府订单生存，任何削减军事预算的尝试都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
马斯克提出，美国有428个政府机构，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他认为保留99个部门就足够了，这意味着要砍掉75%的政府部门。与之相对应的是，马斯克计划裁减77%的政府公务员。根据美国政府公开数据，联邦中央政府、州政府、郡、市政府以及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总数高达2300万人。马斯克计划裁减其中的1771万人，这一数字令人震惊。若考虑到每个被裁员公务员背后可能影响的家庭成员，整个美国将有约5000万人受到波及。
马斯克之所以提出如此大胆的裁员计划，是因为他认为美国政府效率低下，供养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却未能承担起应有的公共义务。相比之下，中国以14亿人口，仅800万公务员和4000万事业单位人员，却承担了几乎无限责任型的政府职能，效率高下立判。因此，马斯克认为，按照人口比例换算，美国政府公务员数量砍掉8成并不为过。
然而，马斯克在推特上的裁员经验并不能直接套用到政府身上。私人企业可以随意开除员工，只要依法给予赔偿金即可，但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来源于税款，其真正“老板”是老百姓，马斯克并不能随意开除。此外，推特裁员6500人对于美国就业市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大事件，但尚能消化，而裁减1771万公务员则完全不同，这将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么多失业的公务员何处寻找工作？美国的公共事务又将由谁来承担？
与马斯克共管“政府效率部”的拉玛斯瓦米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美国政府并非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掌控，而是由那些“未经选举就掌握权力、管理国家的人”所控制。他认为，这些未经选举的官僚才是美国政府真正的掌权者，而选举产生的总统、议员等只是傀儡和提线木偶。这一观点虽然乍看有理，但实际上却是歪理邪说。民选官员虽然可能不熟悉政务工作的细节，但将政府完全交给未经选举的官僚或从未在基层工作过的选举官僚掌控，同样可怕。
裁员8成的目标虽然听起来诱人，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如何确定裁员名单？哪些人应该被裁？哪些人应该留下？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理论上，只要保留2成人就足以完成现有工作，但实际操作中，留下的可能正是那些最不愿意干活或阳奉阴违的老油条。他们表面努力，实则敷衍塞责，一旦出事便以人手不足为由推卸责任。这样的裁员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可能导致政府更加混乱。
为了公平起见，拉玛斯瓦米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诞的裁员方案：按照社保号码的位数来裁员。如果社保尾号是奇数则被开除，偶数则留下。这一方案虽然看似公平，但实际上却极其荒谬。一个国家的公务员裁员竟然取决于社保号码的尾号，这无疑是对国家治理的极大讽刺。
此外，拉玛斯瓦米还提出要追查美国军方60%资产去向不明的问题，合计2.46万亿美元。这一提议虽然体现了对税款使用的关心，但实际操作起来同样困难重重。如何追查？如何问责？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以裁员和查账为主要手段，试图关闭绝大多数联邦机构，开除绝大多数美国公务员。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曾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明朝崇祯年间，为解决财政危机，政府裁减了驿站和驿卒，结果导致李自成等失业人员被迫落草为寇，最终引发了明朝的灭亡。如今，美国的“政府效率部”计划裁减的公务员数量远超当年的明朝，其后果不堪设想。
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计划看似雄心勃勃，实则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追求政府效率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否则，看似美好的改革计划可能会成为国家灾难的导火索。希望特朗普和马斯克能够深思熟虑，谨慎行事，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