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曾讲过自己的一段求职经历。
他说自己高二辍学后，四处找工作，却因为学历太低，一次次被“羞辱”。
有一次他去天津求职，翻遍整版招聘广告，难得看到一家企业没有学历要求，他兴高采烈地去了。
去了以后却被告知：至少需要大学学历。
罗永浩一脸不解，拿出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问主管你们这不是没有学历限制吗？
主管解释说，可能发布广告的时候，字数超了，印刷那边就把学历限制这条给删了。
然后，主管礼貌地请他离开了。
罗永浩从那时开始明白：学历最低要求本科，是大部分企业招聘时默认的行规。
此后许多年他做老师，每当有学生说想要退学，他都会劝他们慎重。
因为“上过大学的人，从概率上优秀人才的比例，远高于没上过大学的人。”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即使只有高中学历，罗永浩后来的人生也混得风生水起。
但其实他退学，是经过一两年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而且他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知识储备。
他后来取得的种种成就，不过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换言之，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再出一个“高二优等生”罗永浩。
就如考研名师张雪峰在演讲里所说：
“比尔·盖茨牛逼不是因为退学，而是因为他那傲人的优势就摆在那里；
乔布斯退学是因为他已经达到常青藤名校的水平了，学校里没有人能教得了他。
硬把低学历和成功划上等号，是统计上的概率分析有问题。”
学历越高，你就有更大概率享受到知识带来的便利。
没有学历，你就只能接受现实刺骨的寒意。
这才是现实社会的运行法则。
02
前阵子，看了一部纪录片《工厂青年》。
导演用缓慢的镜头，将一个冰冷、整洁、充满秩序感的现代工厂呈现在我们眼前。
而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被驯化”的过程。
每天早上，年轻的工人们天不亮就起床洗漱，然后穿着统一的服装高喊企业口号。
在那之后，他们就待在一条条流水线上，按规定程序运作，不间断地重复安装、检测、打包电子产品等工作。
“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整齐，整装待发，静候命令，只一个响铃的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导演形容他们是“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想来再贴切不过。
工厂里，高速运转的机器、不绝于耳的轰鸣声，一点点剥夺他们思考的能力，将他们死死焊在原地。
除却精神上的折磨，那些早早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还要承受肉体的疼痛。
另一部纪录片《18岁的流水线》里，95年的杨鹏在电子厂里当修理工，一天下来，吃饭时候手连碗都端不稳。
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当锋利的撬刀扎进手指头里鲜血直冒时，班长也只是为他简单包扎，然后让他回到岗位继续工作。
19岁女孩杨玉金，在厂里做焊锡。
为了保证芯片质量，她不能戴手套，烧熔的锡点会不断地溅到手上，她年纪轻轻，一双手却布满丑陋的疤痕。
18岁，是正当青春的年纪。
但你在这些孩子脸上，看不到任何属于青春的热情与悸动，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麻木与绝望。
想起知乎上有人问：那些年轻时在工厂里打工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有个高赞回答说：
“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他们以后的人生，大概率会更颠簸曲折。
就算离开工厂，他们也只能继续辗转在各地打工。
少得可怜的工资，让他们只得住在城中村脏乱的群租房里，和自己差不多甚至更差的人结婚、生子。
然后让他们的下一代，继续重复这样的轨迹。”
想想都令人绝望。
而那些捱过十年寒窗，坚持考上大学的同龄人呢？
上学时住着宽敞明亮的宿舍，冬有暖气夏有空调。
工作后租着舒适的单间，吃着公司提供的精致午餐。
他们会跟自己实力相当、圈层相同的人结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高的起点。
就如作家李月亮所说：很多人的人生，都被学历决定了一生的职业、收入、伴侣和扎根的城市。
不一样的学历，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素养，不一样的后代。
学历从来不是一张无用的纸。
把学历当废纸的人，迟早会被社会当作废物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