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中央领导班子中，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这位从民国十年（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跟着中共中央辗转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两度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并且被当选为毛泽东的早期“接班人”，对他颇为倚重。

然而，最一开始的刘少奇也仅仅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一名小主任。而他是如何从工人领袖一步步走进中央领导圈，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把手”？刘少奇在这其中又经历了些什么？

民国十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正在苏联学习系统的革命理论的刘少奇由此入党。次年，刘少奇学成回国，进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也因此在湖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两人相谈甚欢，而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少奇前往安源，参与部署和领导当地的工人罢工运动。

安源的工人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那时的安源煤矿由日、德两国资本控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甚至曾经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少年进炭棚，老了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其中艰辛可见一斑。

只是，在这多达七次的工人斗争运动中，由于缺乏领导和指挥，工人运动反复失败。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毛泽东闻讯来到安源，融入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当他看到那些工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苦模样时，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安源的工人群体里隐藏着一座“巨大的火山”，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刘绍选

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前来安源加强罢工领导。临危受命的刘少奇很快抵达安源，在工人运动爆发后，作为相关工人代表，只身深入路矿两局这个“虎穴”进行各项要求的谈判——这个行为在当时的工人们看来，无异于“浑身是胆”，刘少奇也因此获得了工人们的一致支持。

这次罢工运动在获得圆满成功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民国十三年（1924年），刘少奇当选为汉冶萍总工会的委员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

同年5月，由于帝国主义在上海残忍屠杀我国工人，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进行游行示威，对工人运动颇有经验的刘少奇再次被派往上海，领导并主持了著名的“五・卅运动”。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五・卅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后，连国民党的高层之间也对刘少奇颇为认可，称赞他是“最忠实的工人领袖”、“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

在这之后，刘少奇又于广东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以及领导了武汉百万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相关斗争，可以说是“战果累累”。

刘绍选

其实，在中共中央多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刘少奇对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最多、最深刻的，而他也通过对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出色领导，向国人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谋略。

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同一年里，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在后期共产国际的分析中，认为中共中央的失败是源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中“知识分子太多”，“应当加入工人阶级”。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由于对于“工人成分”矫枉过正，刘少奇遗憾落选。落选后的刘少奇转而参与地下斗争，他返回了中共苏区和白区，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独当一面，重建并发展党组织，开辟根据地，为当时的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实，对于前期中共中央的部分决策中存在“左”倾错误，敏锐的刘少奇就早已经“嗅到了一点端倪”。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刘少奇就针对当时的一些“左”倾观点而提出了异议，可惜的是，他这份坚持并没有换来临时中央的重视，他们指责刘少奇是“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认为刘少奇“无法担当领导工作”，因此撤销了刘少奇的相关职务，而刘少奇也被迫秘密前往中共苏区，担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考虑到过去刘少奇在白区的丰富革命斗争经验，中央再次派出刘少奇“力挽狂澜”，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前往天津主持革命工作。

刘绍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打响，刘少奇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新组建了一批新的北方局领导班子，扛起了华北抗日斗争的重担。

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刘少奇再次通过工作中的一些情况，更清晰地意识到在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王明为代表的领导队伍中，仍旧存在“左”倾错误态势。

为了提醒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刘少奇一边在白区尽力避免各种“左”倾方针做法，扭转当时白区内的错误思想，一边先后给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陆续写了三封信：

第一封信中，刘少奇提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内对于如何营救被蒋介石扣留的张学良而产生了分歧，其中主张武力营救的那一派军官在2月2日刺杀了主张和平的一派军官，史称二・二事变。

得知消息的刘少奇根据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认为这个事件中存在着“极左”思想，“必须要提早解决”，避免加深错误；

刘绍选

第二封信写于六天后，刘少奇主要强调了在瓦窑堡会议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的重要性，并且再次提到了党内存在“左”倾思想，同时指出现在这个关头“尤为紧要”，哪怕一点小小的错误和疏忽，都会给抗战和革命“带来深远的后果”。

在三月初，刘少奇再次致信张闻天，这一次，刘少奇总结了当时白区的各项工作，并且点出白区内的部分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认为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思想等方法的不正确。

刘少奇认为，对于如今的“左”倾错误，一定要在“在党内公开批评和检讨”。同年的5月的中央白区会议上，刘少奇再次以报告的形式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要求党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党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爆发了激烈争吵，而发起人就是刘少奇。他是中央在顺直省（今天津、北京、河北）的特派员，已长期负责主持我党在北方白区的重要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犀利指出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与宗派主义错误，并在会议报告中尖锐直率地要求中央切实整改。

然而，他的报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赞同，还好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思路清晰、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同志的观点。毛泽东是这样评价他的：“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像他这样懂得实际工作辩证法的人是不多的。”

刘绍选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扭转了会议氛围，还给予了刘少奇个人高度评价，这在他执政风格中是比较罕见的。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指出的问题有勃勃生气，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当在此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思维特点和办事风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左”倾问题，早已经触怒了当时一部分党内同志；在此之后的几年里，尽管临时中央派人和刘少奇再三谈话，刘少奇却不改初衷，接连以“陶尚行”的笔名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当时临时中央的政策存在风险和错误。

由于他和党内部分人员的观点相异，因此，尽管刘少奇在革命过程中成果颇丰，但在党内，他仍然只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也在一边辗转担任各地地方领导，为革命事业劳心劳力，一边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潮继续进行斗争。

其实，在这近十年里，刘少奇对于“左”倾错误的斗争路线，和毛泽东在苏区里执行的各项政策恰好遥相呼应，因此，他被称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普遍恢复重建，党员人数大量增加。新四军军部重建以后，全军总人数当年由9万人发展到13.5万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共领导的又一枝劲旅。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问题，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等等，也提出中共中央的部分领导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遵义会议前夕，犯了“左”倾错误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与反思，并且在党内掀起了一股“整风运动”。

也是在这个会议之上，刘少奇方针的正确性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在毛泽东身边的秘书胡乔木后来的回忆中，会议上，陈云率先发言，认为过去十年中白区工作里有着许多“左”倾主观主义，刘少奇同志也批判过白区工作路线错误，如今看来，刘少奇同志确实代表了一条正确的工作路线。

同时，陈云也在会议上提出党内有些干部“要正位”，并且毫不避讳地直接在会议上点出“刘少奇同志的地位要提高”。

在他之后，任弼时和王稼祥也先后发言，赞同了刘少奇过去的思想方法，中共中央原负责人张闻天和博古也先后提出检讨，博古承认当时“中央如果是刘少奇负责，将会是另一样。”这其实是从侧面证明了刘少奇方针思想的正确性。

而陈云对于刘少奇“升任”的提议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实，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各项能力都十分认可，早在安源工人运动时，刘少奇“就给他当过助手”，而在这之后，毛泽东也一直认为“刘少奇同志的见解是真理”。因此，毛泽东没有等扩大会议结束，就给远在华中的刘少奇拍发电报，要求他即刻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刘绍选

当时的刘少奇并不知道中央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忙于处理华中的各项事务，在接到电报后，“蒙在鼓里”的刘少奇甚至回电申请暂缓返回延安，直到三个月后，刘少奇才“姗姗”启程，长途跋涉了三千余里，回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大本营。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经过开会讨论后，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处内毛泽东为首，拥有最终决定权，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会议还决定刘少奇调任为军委副主席之一。

刘少奇就这样一跃从华中局书记成为了“中央二把手”，并在这之后凭借他展露出的深厚的理论修养、高度成熟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被毛泽东视为之后的接班人。

廖陈云

其实，中央领导层对于刘少奇的认可，陈云的提议固然起到了提醒和促成此事的作用，而在这其中，还有另外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时期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中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成果做出了高度评价；第二个则是周恩来总理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刘少奇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其实，除了坚定地反对“左”倾路线以外，刘少奇在理论和实际工作方面都成果斐然，著作颇丰。

无论是在白区工作的理论与总结，还是抗战中的民主统一战线理论，乃至于党建相关的著作，刘少奇都留下了无数文字，其中不少内容还被毛泽东盛赞，《论共产党员修养》更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入干部必读的文件之一。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14日、15日两天，刘少奇向中共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在这次报告中，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从九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在全国抗战胜利后，刘少奇更是多次在毛泽东休养或者外出访问时代替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归个人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时常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充分显示了一名中央领导党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直与伟大。

刘绍选

刘少奇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主要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是主持人，并且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召开，刘少奇当选第二任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在论及继承人的话题上，毛泽东曾说：“我之后，就是刘少奇，少奇之后我不管。”

多年来，刘少奇靠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及出色的政治能力，不仅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还得到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广泛认可。可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让他作为“接班人”，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泽东长期观察以及实践检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