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飞逝而过，转眼到了分手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拍了很多情景照片，如在大卡车上，在山头合唱，男女生分组表演照，也有正规的结业师生合影照。培训班结束时，师生开了个联欢会，会上我们和陈老师，海林老师以及那个在职教师学员交流当老师的正反经验，大家觉得很有收获，信心满满，立志担起兵团英语教师的神圣职责。

从师部直接来到39团团部的直属学校中学部报到。那时正值暑假，领导先简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然后给我安排了工作。团直学校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学制各为5年。39团各连队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所以要想上中学的学生必须到团直学校来，远道的可以住校。中学部没有初高中之分，从6年级开始到10年级结业即为高中毕业。当年团直属小学 5年级的两个班近百名学生，加上连队来的几十名学生，两个班已容纳不下，就分为三个班，每班4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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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排我教6年级三个班的英语，做一班的班主任，并负责教这个班的语文和政治。除此之外，还担任本班住校学生的生活老师。这位领导说五十年代来开发北大荒转业官兵的子女现在进入中学教育阶段，学校力量有限，各位老师都要多担当些。得知这些情况后，我明白了，这里不是只缺英语老师，而是各科老师都不够。我们不就是奔着需要我们的边疆来的吗，对于工作义不容辞，没有二话。

英语课本买不到，于是我就把在培训班上学到的本事立马派上了用场。参考培训班的讲义，结合我在外语学校的学习经历编写教材，另外发音部分我也搬用了一些许国璋课本上的方法。反正学生是初次学英语，我也是初次教，心中一点儿也不紧张，反而觉得有外语学校打的底儿，完全够用。学校没有打字机，我便用手工刻蜡板，然后手工油印，最难的是图解，照猫画虎吧。就这条件，弄出来后还挺有成就感。另外两门课语文和政治，我也不怕。那时流行一句名言，表达对必须做的事情而并不具备其必要条件时的态度：“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这样的豪言壮语感召下，好像天下就没有革命人做不到的事情。

开学后，我在团直学校 的教师生涯也随之拉开了序幕。对第一堂英语课我绞尽脑汁儿精心准备，重点放在学习英语的意义，和学习英语的方法与学习其他课的不同之处。我特别避讳一言堂，采用问答形式，想冷不防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个方法还算管用。但比起城市的同龄人，这里的孩子们拘谨很多。26个字母学过之后，学习单词和词组时，学生在发音方面进展很慢。我希望他们借助汉语拼音提高英语发音水平，可发现很多人对汉语拼音并不熟，于是我们边练边复习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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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学生问我怎么说“你好”时，我才发现， 他用中文注音：“How are you?”(好阿优?) 。我心中咯噔一下，在外语学校这种做法是被严格禁止的，可他还是个学得相对好点儿的学生。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汉语拼音?他说：“那不是费二道手续嘛。”原来他觉得中文更直观。我再问了几个同学，他们也是这样用中文帮助发音的。我想通了，外语学校的学生从早到晚天天和外语打交道，有录音又有外教。 这里每周才几节课，怎么能比哪。

除了上文化课之外，农村的师生还要做许多完善教学条件必需的基础建设。比如上山扛木头，脱坯建教室，盖宿舍，这些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重体力活儿。学生们不过才十二三岁，却很能吃苦，从不抱怨。不过慢慢我也懂了，学校并不可能和北京一样以教学为主，学校的硬件和师资力量有限，只有靠师生努力才能改善现有的条件。除此之外，学校也必须顺应社会的政治潮流。比如号召“农业学大寨”，让师生向大寨学习也要亩产吨粮，干是每班分了一块地，我也无奈，作业中增加了捡肥的要求。不现实就不可能持久，结果不了了之。又如农村要以贫下中农为领导，学校便配了一个对教育不大通晓的贫苦的农民代表，来抓教职员工的思想工作，让我们这些老师无语。时代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摆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子，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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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在云山中学做了三年老师，和学生相处不错。我喜欢他们，朴实能干，为人宽厚，心地善良，他们大多是十万转业官兵——-开垦北大荒的功臣之后，他们身上传递着父辈的优良传统和殷切期望。我一般不大批评调皮捣蛋的男孩子，而是想法挖掘这些孩子的长处，利用长处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比如有几个学生动手能力很强，班里的桌椅坏了，我就让他们修理，修好之后我当众表扬。几十年之后再聚时，有的学生还总是含念不忘干老师从不损他也不挖苦他。让我十分感动的是他们还记得我教过的英文歌曲 “ABC字母歌”和“我爱北京天安门”， 还记得我当老师时充满激情， 这种激情还影响着一些学生。

夜深了，脑海中又浮现出我和学生们在一起学唱英文歌曲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