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辽宁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黄火青调任第一书记，黄欧东为第二书记，两位一二把手在一些工作上有些分歧，工作起来总是疙疙瘩瘩。

黄火青因病休养时，职务由其他领导代理，对方带人不停向他汇报，觉得不合适。

1958年，当两人的任职命令下达后，黄火青并没有立即上任，而是因其他事情暂时没去，黄欧东先去，在辽宁开展工作遇到阻力。这样的阻力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有不同的理解。

到辽宁后，他没有打开工作局面，认为宋黎、杜者蘅等人不配合他的工作。为此给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反映问题。

杜者蘅从抗战结束后，到东北后，担任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副主席，辽宁省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

不了解情况的安子文听到这样不团结的情况，表示不合作是不对的，应当批评他们。对于人事关系，黄火青上来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而是找到林枫了解情况。

林枫是一个老东北，在抗战结束后到东北工作，担任组织部部长，吉辽省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第一副书记等职，对东北的干部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黄火青去找他，因为他与东北各省的领导关系都很好。林枫含糊其辞说，并不是人家不配合工作，而是他领导不起来。

针对领导班子内部纠纷问题，向来是不容易处理的，自己不了解情况更不敢冒然表态，万一表态错误直接会影响到此后的领导工作，人家不服你，你没有威信了。因此他找领导彭真，希望给自己提提意见。彭真是他的老领导，两人在抗日时期的党校工作，一个担任副校长，一个担任秘书长工作很融洽。

彭真多意见是，不熟悉情况，不要急着找这个问题。

他到任后，本不想急着处理此事。可第二书记在会上提出整党解决内部分歧，并举手表决，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他也不得不同意。但黄火青说自己刚到辽宁，不熟悉工作，要到外面看看，因此作动员报告交给黄欧东，而黄欧东交给了杨春圃，可是一发言就冒失了，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

在整顿领导班子工作中，有些人搞了一些不符合党内斗争原则的事，派人盯梢，要点一大批干部的名，被黄火青给保下来了。杜者蘅等人被扣上帽子，下放到沈阳拖拉机厂任副厂长。还有蔡礼、李均、吴铎等等。

不过，到1961年、1962年一部分干部得到平反，回到岗位上了。

1965年，在大运动爆发前夕，黄火青因身体情况到京做大手术，工作上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直接领导。尽管几个月后，他回到辽宁。名义上虽然还是省委第一书记，可实际工作上还是由宋任穷负责，上级没有让他恢复工作。

可是第二书记总是带人到他那里汇报工作，弄得他很不舒服。原因很简单，自己是大病初愈，需要静养，天天有人过来打扰唠唠叨叨，休息不好，影响病情稳定；更主要一点，自己虽然第一书记，可工作由宋任穷负责，他们总是往自己这里跑，多少也算违反组织原则，不利于团结工作。让人很容易觉得，他来了就应该找他，他才是真正的负责人。

毕竟宋任穷作为负责东三省工作的第一负责人，这样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其实，黄火青回到沈阳后，此后的十多年里没有工作。随着大运动到来，他就是受到冲击而中度关注。真正开始工作到1978年，已经调离东北，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