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他的《南怀瑾系列：中国有文化》一书中，曾明言过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困惑：他把自己比作一位“白发宫女”，形象地表现了西风东渐之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守者的忧虑。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清末的洋务派，就试图用“中体西用”来找到一条维持中国传统体制正统地位下的自强之路；再到后来的革命派，主张完全西化，并将传统文化一律视作腐朽糟粕；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学和西学之争却也一直没有定论。南怀瑾作为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在其晚年，意识到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合流的重要性。

去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并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对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作出总结。至此，南怀瑾先生的困惑，终于有了答案。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体”与“用”的辩证关系，往往成为古代学术领域争论的焦点。明体达用，首先要做到的是便是“明体”，要对我们的自身的文化本体有清晰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形成。而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血脉赓续的重要载体，又是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坚实基础。

如何做到“达用”，我们不妨看看古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体用之道”。

《南怀瑾系列：中国有文化》一书中，既讲何为中国文化，又讲中国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并从这场深刻的解读中，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禀赋和特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体用之道”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见解。

在书中，南怀瑾先生特别强调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儒家思想注重仁、义、礼、智、信，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道家思想则主张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释家思想，即佛教，则以其独特的修行方式和精神追求，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慈悲与智慧的元素。这三家思想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风貌。

然而，对待儒释道三家，中国人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南怀瑾先生用了一个极其精妙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儒、释、道三家比作三个店铺。

其中，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而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是中国人日常行为处事原则的根本遵循，是道德伦理的主要构建者。

当然，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思想，也有被彻底摒弃在主流之外的时候。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天下初定，民生凋敝，六国旧民心思故国，韩非子《五蠹》便鲜明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的特点，最终使得秦始皇选择用法家思想来治理秦国。

正是基于对“体、用”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其主体性，同时也能够结合实际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这与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两个结合”不谋而合。在当下，新时代赋予了“体用之道”新的内涵，“明体达用”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体用贯通”从根本上讲的是认知与实践相互贯通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结合转化的成果。

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如今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统文化的衰落到逐渐复兴，展现了其独特的韧劲和生命力。时至今日，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体、用”的思辨，也早已深入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当中，这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民族精气神、引领中华文化行稳致远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