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好疼！＂我捂着脑袋，血顺着指缝往下淌，朦胧中看见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姑娘慌张地扔掉手里的锄头。那一刻，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
那是1985年的秋天，老家安徽农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满村子的人都在为柴米油盐发愁，锅里冒的热气都是酸的。
我爹躺在床上已经三年了。记得那年他在给人家搭房子，从房顶上摔下来，把腰给摔坏了。那时候农村哪有啥医保，能看病的都是有钱人。
全靠我娘做些零工养活一家四口。天不亮就去给人家洗衣服，晚上还要去镇上的国营饭店刷碗。一天下来，才挣个一块多钱。
我妹妹正上初中，学费和书本费就够呛。娘总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每次交学费，都要四处去借钱。
十六岁的我，眼看着娘的头发一天天白了，腰也越来越弯。夜里，常听见她在堂屋里抹眼泪，嘴里念叨：＂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去镇上的砖厂找过活，人家都说我年纪太小，搬不动砖。供销社也去过，人家要初中文凭。倒是有人说县城的建筑工地缺人，可光车费就要两块多。
那年的秋天格外干旱，地里的庄稼都耷拉着脑袋。我家那几亩薄田更惨，产的粮食还不够种子钱。
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我听人说隔壁村张家的红薯地年年都丰收，他们有一套独特的种植技术，红薯个个都像小孩拳头那么大。
＂长福啊，你看看人家张家，年年都有余粮。他家红薯晒的干子，能卖到年底。＂娘说这话时，眼神里满是羡慕。
那天晚上，月亮藏在厚厚的云层后头。我揣着锄头，摸黑去了张家地里。心里一个劲地给自己打气：＂就挖两棵，解解急，明天就去找工作。＂
秋夜的风有点凉，地里的露水打湿了裤脚。我刚挖了两棵红薯，泥土的清香还没散去，就听见有人喊：＂抓贼啦！＂那声音把我吓得手脚发软。
我转身要跑，后脑勺突然挨了重重一下。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睁眼，已经躺在一个陌生的堂屋里。头上缠着纱布，鼻子里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还有姜汤的香气。堂屋的墙上贴着电影明星的海报，那是城里才有的东西。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姑娘正在灶台前忙活，她穿着蓝底碎花布衣裳，干净利索。见我醒了，赶紧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姜汤。
＂你叫啥名字？＂她怯生生地问。我支支吾吾地说：＂李长福。＂
＂我叫张巧莲，是我用锄头打着你的。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以为是坏人来偷我家的红薯。＂她说话时总是低着头，脸红红的，像秋天熟透的柿子。
张巧莲他爹张大伯听说我家的情况后，不但没找我算账，还主动提出让我去他家帮工。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天大的善意。
＂长福啊，你这娃心实，就在我家干活吧，工钱一个月十五块。＂张大伯的话让我看到了希望。那时候镇上的临工一天才一块钱，难怪人人都说张家厚道。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张家的日子。。张家人都说我勤快，干活麻利，比他们请的长工都强。
张巧莲总是默默给我端水送饭，我干活的时候，她就在不远处纳鞋底或者织毛衣。有时候给我送水，还特意放了几片薄荷叶，说是解暑气。
天热的时候，她会给我打把蒲扇，上面还绣着小花。下雨天，她总会提前把我的草帽送到地头，有时候还会偷偷塞个煮鸡蛋。
张巧莲的心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织的毛衣总是织到一半就拆掉重织，说是不够好看。其实我知道，她是想织得更好些。
日子久了，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张家这是存心要把闺女许给那个穷小子啊！＂＂这么好的姑娘，咋就看上个揭不开锅的。＂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张巧莲的几个姐姐也不同意：＂咱家条件这么好，妹妹怎么能嫁给一个穷光蛋。现在镇上机械厂的技术员都想说媒呢。＂
我心里难受，想着离开，可张大伯拦住了我：＂傻小子，人品比啥都重要。我看你是个实在人，不比那些有钱的差。再说，巧莲要是嫁给别人，她爹我还不乐意呢。＂
1986年春节前，我攒的工钱总算给爹看了病。大夫说还有救，只要好好吃药调养。娘高兴得直掉眼泪，搂着我说：＂儿啊，苦了你了。＂
那天晚上，张巧莲偷偷塞给我一双她织的毛手套。手套是深蓝色的，上面还绣着一朵小花，虽然有点歪，却是我收到过最温暖的礼物。
那个冬天格外温暖，我的心里像揣着一个小太阳。干活的时候，只要想到张巧莲，再苦再累也觉得值得。晚上睡觉前，我总要摸摸那双手套。
可好景不长，我妹妹突然得了重病住院，需要一大笔医药费。张大伯要给我预支工钱，我没好意思要。他们家已经对我够好了。
我决定南下广东打工，听说那边开了不少厂子，工资比家里高好几倍。临走前，张巧莲哭得像个泪人，给我塞了个布包，里面是她攒的十块钱。
在广东的日子特别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睡在工地的铺板上。手上的茧子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一想到家里还有人盼着，心里就有了力量。
每个月我都寄钱回家，信里总会夹着几句问候张巧莲的话。她的回信里经常说：＂地里的红薯长得可好了，就等你回来尝尝。爹说今年的收成能买台电视机呢。＂
一年后，我带着挣来的钱回了村。远远地就看见张巧莲在村口等我，还是那个羊角辫，只是晒黑了不少。她的手上还缝着一件毛衣，说是给我准备的冬衣。
1987年冬天，我们办了婚事。婚礼很简单，几张桌子，几个菜，但我和巧莲都开心得不得了。她穿着大红的新衣裳，比城里电影明星还好看。
婚礼上，张大伯笑着说：＂这女婿，是我闺女用锄头打出来的。这么好的女婿，打着了也值当。＂引得满屋子人都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巧莲有了自己的红薯地，学着张家的种植技术，年年都是好收成。我还琢磨出了新方法，红薯种得比张家还好。
每到收获季节，我俩就会想起那年的事。她总说：＂要不是你来偷红薯，我可就嫁不出去了。＂我摸摸早已愈合的伤疤，心里暖暖的。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添了一对儿女，老人身体也都康健。我和巧莲还在村里开了个红薯粉加工厂，产的粉供不应求，连县城的饭店都来订货。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人这一辈子，就像种红薯一样，要经过风雨的洗礼，才能收获生活的甜美。
看着院子里晾晒的红薯干，闻着那熟悉的香甜气息，我知道，这味道里包含着我和巧莲的幸福。。
每次回想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都觉得，那一锄头不是打在我头上，而是敲开了我的幸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