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的文末，我写到了自周平王后期始，一些实力强劲的诸侯国已经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束之高阁。而这类诸侯的典型代表就是郑国。在周王室近乎耻辱的用“周郑交质”的政策绥靖郑国后，被周平王送去当质子的太子“姬狐”就死在了郑国，于是在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的时候，继承东周王位的是平王的孙子“姬林”，史称“周桓王”。

我在本系列文章中的第七、第八篇中，聊到了我国一个独特的总结帝王、君王一生功过修为的规则——“谥法”。《逸周书·谥法解》中记：“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则赐之善号以为称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谓号谥。”虽然说“谥号”不能非常客观的总结君王的实际历史价值，但至少是可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那我为什么要在提到“周桓王”的时候再次聊起“谥号”一说呢？就是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位“周桓王”在位期间的一系列“神操作”，继而导致了周王室彻底在诸侯面前失去了以往的尊严，以至于在他之后，周王室的地位日渐低微。

据“谥法”：“辟土服远曰桓。以武正定。克敬动民曰桓。敬以使之。辟土兼国曰桓。兼人故启土。”如果按照这个来说，这位“周桓王”怎么也应该是一位为周王室开疆拓土，威震四方的君王才对，可现实中呢？这位东周第二位天子总共在位23年，却干了几件的“大手笔”，而这些“大手笔”，则实际上严重影响整个东周王朝历史走向，也让洛阳逐渐失去了西周时期镐京那样的影响力。

首先，就是在晋国的内战中扮演了墙头草的尴尬角色。上篇文章就提到过，郑国之所以能在东周初年成为在周王室面前影响力最大的诸侯国，除了自身的实力使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东周时期真实实力最为强大的晋国，一直在内乱。而这个内乱，从周平王时期开始直到“桓王”时期。与爷爷平王不干预的政策不同，周桓王姬林“积极”的参与到了晋国的内战之中。周桓王二年，晋国的封国曲沃，也就是非嫡长子一系的晋国小宗贵族为了夺取王位，联合郑国、邢国攻打晋国都城翼城，周桓王则派大夫尹氏和武氏出兵协助曲沃。晋国的正牌国君晋鄂侯“姬郄”战败，逃奔“随邑”，也就是如今山西省的介休市。

按照约定，周桓王帮助曲沃庄伯夺取晋国政权，曲沃则需全力支持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和利益。但是野心勃勃的曲沃庄伯“姬鳝”却试图一举全面掌控晋国，这显然不是桓王希望看到的，此时的周桓王，更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晋国，这样无论是大宗的晋国宗室，还是小宗的曲沃都需要为自己马首是瞻。于是，周桓王便以支持正统大宗为由，派虢公率兵攻打曲沃，曲沃庄伯被迫从翼城撤兵，回保曲沃。自此，周桓王转而支持晋国的正统大宗，也就是晋鄂侯一脉，并扶持了晋鄂侯的儿子“姬光”成为晋国新国君，作为自己的傀儡。

在周桓王的这次对于晋国内政的武力干涉之后不久，曲沃庄伯“姬鳝”就病死了，其子姬称继位，史称“曲沃武公”。姬称继位后不断发展自己“小宗”的实力，曲沃与晋国大宗的战事不断，最终在公元前678年完成了晋国国内的统一，为晋国之后的称霸打下了基础。然而，武公的“以下犯上”、“以小宗取代大宗”，也间接的让推行了几百年的“周礼”失去了其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周王室在几十年间“曲沃代翼”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和作为“天下共主”的责任感，只是不断的在两方势力间随意转换，甚至在曲沃武公占领晋国都城冀城时，东周第四代君主“周釐王”还收下了武公进贡的缴获晋国王室的全部财物，然后正式册封了武公，把曲沃武公变成了“晋武公”，承认了其合法地位。

“曲沃代翼”的发生，以天下共主的身份正式认证“逆”的合法性，不仅严重影响了周王室的尊严与信誉，也让周王朝坚持400年的礼制开始土崩瓦解。但这毕竟还算是晋国内政，周王室的不作为，也还是有所理解的。但另一件事，则是直接正面的硬刚，彻底让周王室的颜面扫地，那就是周桓王时期与郑国的一些列“交锋”，而这一系列交锋则被后世称为“周郑交恶”。

“周郑交恶”的起源，在上篇文章里也已经已经提到过，就是周平王试图用增加“卿士”的方式削弱郑国的政治实力。但后来，却迫于压力做出了“周郑交质”的耻辱性妥协，这就已经够丢人了。然而在平王过世之后，周桓王再次旧事重提，重新起用虢公，任命其为卿士，与郑庄公平起平坐，也算做到了他爷爷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果然，桓王的做法激怒了郑庄公，庄公命令郑国军队在丰收的时候抢收了京畿地区，也就是洛阳周边的庄稼，导致周王室一度陷入无粮的尴尬局面。周桓公虽然生气，但忌惮郑国的实力没敢发作，刚好卫国发生政变，卫国新国君杀害兄长夺位，而后又诬陷是郑国干的，于是卫国联合宋、鲁、陈、蔡，组成五国联军讨伐郑国。

周桓王得知之后非常高兴，明里暗里的都给予了五国联军的支持与官方认可。但哪里想到，五国联军组织的匆忙，溃败的更是一泻千里，又一次将周王室与郑国的矛盾摆在了桌面上。也是出于长远考虑，郑庄公也不敢过分与周王室闹得太僵，公元前717年，郑庄公亲自到洛阳朝拜天子，继续以臣子礼朝拜周桓王，就是为了缓和一下同王室之间的矛盾。但周桓王并没有就坡下驴收下这个台阶，不仅冷落过郑国国君使臣，更是用赏赐几车粮食的方式来提醒和羞辱郑国别忘了之前“偷收”京畿粮食的龌龊作为。这也让郑庄公下定了与周王室对抗的决心。

于是，郑国的扩张越来越明目张胆，竟然私下里与鲁国达成了“互换许田”，而周桓王也在公元前707年罢免了郑庄公“卿士”的资格，算是彻底撕破了脸。同年，周桓王组织虢、陈、蔡、卫等诸侯的联军在洛阳东集结，亲自率兵出征讨伐郑国。郑庄公也亲自统兵，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东南方向、许昌市长葛以北与周军展开交锋。结果，周联军大败，郑国大将祝聃还在作战中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好在郑庄公也没有真的想赶尽杀绝，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鸣金收兵，周桓王才得以全身而退。这场战役，史称“繻葛之战”。

这一战，彻底让原本已日渐势微的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那些曾经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利的传统也自此逐渐消散。郑国自此开始崛起，随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则早已无力征讨，原本的“天下共主”已是形同虚设。周桓公原本还是有“中兴之心”，可无奈所做出来的决定，却是一个比一个糟糕，让本就羸弱的周王室加速了衰败的过程。而且，由于他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和军事行动上的失利，也让原本就不复荣光的洛阳京畿地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在他去世时，实际上属于周王室控制的范围，也就是和现在的洛阳市范围差不多了，甚至还要更小一些。

这两件事情，再加上鲁桓公谋杀兄长鲁隐公的自立为君，开诸侯不再向周天子请求册封之先河，使周天子册封诸侯的制度遭到了破坏。自周桓王起，东周王室在诸侯之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作为都城和京畿的洛阳区域，也逐渐失去了其政治绝对核心的地位，可以说，东周的衰败，也就从这一时间段正式开始！但有趣的是，就在不久之后，东周第四代君主“周釐王”姬胡齐在位期间，由于一个诸侯的崛起，让东周王室看到了一丝复苏的希望，也让洛阳重新成为了偌大周王朝的政治中心。而这个诸侯就是，齐国！

齐国是西周初年最早分封的公侯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异姓公爵”。初代“齐公”就是主持封神榜的姜太公吕尚。所以，齐国的国姓为姜。齐国至第16代国君姜小白，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与周天子的“桓王”不同，这位姜小白的“桓”才是“真桓”。在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起用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促使齐国逐渐强盛。更重要的是，在管仲等人的建议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平定宋国内乱，北击山戎，南伐楚国，灭掉谭、遂、鄣等小国，成为第一个中原霸主！

由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策略，是齐国能够迅速强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已经很少有诸侯还对周王室保持应有的尊崇与敬意，齐桓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反其道行之，你们都不拿周天子当回事儿，那就我来。公元前682年，东周第三代君主“周庄王”姬佗去世，而继位者“周釐王”姬胡齐的“登基大典”甚至都没有一个诸侯前来朝拜祝贺，政治嗅觉敏锐的齐相管仲立刻向齐桓公姜小白建议，一定要抓住周天子心里最脆弱的时候给他送上温暖。姜小白也听取了管仲的意见，准备了厚礼，以觐见天子的礼节前往洛阳宫廷。

已经逐渐习惯被冷落的姬胡齐一见到前来朝见的姜小白，就差鼻涕一把泪一把了，那是真感动了。而且，他与姜小白之间还不光是君臣，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当初姬胡齐的父亲“周庄王”姬佗为了与齐国搞好关系，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齐国上一代君主“齐襄公”，而这个“齐襄公”就是“齐桓公”姜小白同父异母的哥哥，那也就是说，姜小白是“周釐王”姬胡齐姑父的弟弟，按辈分还得还得叫一声姻伯父。加上这一层关系，姬胡齐更是对“齐桓公”姜小白另眼相看，并给予了极其充分的信任。姜小白也抓住机会，先是对姬胡齐百般安慰，又对其他诸侯不尊王室的做法予以斥责，待时机成熟，便向“周釐王”提出了“帮助”宋国结束内乱的想法。

姬胡齐感激姜小白的尊崇，另外也乐得借用齐国的实力重振周王室的荣光，于是下达天子令，委派“齐桓公”以天子的名义去解决宋国“内乱”。而宋国见有强大的齐国前来征伐，且还有着天子诏书，便直接服软表示愿意归顺王室，这让被“冷落”已久周釐王欣喜若狂，便对齐国更加信任，之后，齐国一系列动作都以“尊王攘夷”的政策方针为基础，这让齐国拿到了一面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政治正确的大旗！并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拥护与推崇，在齐国的带领下，众多小诸侯恢复了对周王室的朝拜与献礼，原本已经日渐冷清的洛阳城又重新成为了“天下之中”。同时，周天子对于齐国“尊王”的奖励也是非常丰厚，甚至到后来已经发展到了允许齐国国君可以分封其他诸侯的地步，相当于官方认证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霸主”！

齐国“尊王攘夷”的政策，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扩张实力，但随着国力日渐强盛，野心也随之膨胀。发展到后期，尤其是“周釐王”的孙子“周襄王”时期，齐桓公已经仅把这个自己重孙辈的天子当做维持自己政治权威的工具了。而这，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政治纲领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典故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多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做为。然而实际上，这句话最初出自西汉末年的文学家刘向所著的《战国策·秦策》，为秦惠王时期张仪与司马错两人对于实时战事讨论时向秦惠王的建议，原文：“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张仪的这个战略思想，就是秦的扩张，要向东先出关攻韩，随之将洛阳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是要确定自己在扩张的过程中政治上的正确地位。但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先攻西蜀，所以这个“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出处实际上在所叙述的时间段里并没有实现。现在大家都知道“挟天子”的是奸雄曹操，但实际上，在东汉末年，第一个提出这个策略的是有被《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为：“算无遗策”，并将之与张良、陈平相提并论的贾诩。当时董卓已死，李傕掌握兵权，作为首席谋士的贾诩便向李傕提出了“奉国家以征天下”的战略思想，李傕对贾诩可谓言听计从，占领了长安拥立了献帝。一时间也算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大权臣。

在他之后，还有一人曾给自己的主公提出过相近的谋划。《三国志·魏书》中有记：“沮授说绍云：‘将军累世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陌者。且今州域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这个是袁绍的主要谋士沮授在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给袁绍制定的策划，当时汉献帝已经流落河东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带。依沮授的计划，此时在河北已经打下根基的袁绍，应当立刻去将献帝接到邺城拥立起来。然而，袁绍却没有听取沮授的建议，放任大汉王室流离失所。

正所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同年，曹操的谋士毛玠提出了被后世称作曹魏版隆中对的策略，其核心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句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这一个“奉”一个“挟”，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曹袁两方谋士集团在政治高度上的差异。曹操是何等雄才大略，立刻派人前去接应，最后亲自将汉献帝及一众皇族、大臣接回了洛阳。袁绍后知后觉，还天真的派人送去书信，让曹操把献帝“让”给他，结果，也只是凭白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口气训斥羞辱了一番。

这一篇跑题颇多，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也都是和这两座城市有着莫大关联的，写着写着，就跑偏了，下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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