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月亮的圆缺远非人心所向，我们忧虑的是如何让稻谷丰收，我们追求的是让百姓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

这一景象不仅仅在中国上演，四大古文明均未孕育出科学，而科学的摇篮却在那充满浪漫的古希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面临贫瘠土地，耕作难以维生，只能依托贸易维系。这便衍生出了异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文化，为科学的萌芽提供了土壤，那里充满了对自由人性的追求。

中国则是一个人情味浓厚的社会，自夏朝的世袭制度至西周的分封，宗族制度始终贯穿，保留着部族社会的烙印。家族血脉的传承，同族兄弟的接替，人情伦理在文化血脉中流淌，我们所追求的，是仁爱的理想境界。科学一词源自西方，直译为“自然科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与数学实验科学的结晶，而中国古代文化的走向与追求自然背后的理性思维截然不同，因此科学未能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萌发。

古希腊的航海贸易构建了一个陌生人的社群，他们更崇尚契约精神，依规矩行事，因此更倾向于追求公正、自由，以规则作为行为的依据，不受情感束缚。

正是这种追求真理和自由的精神力量，使得他们能够突破宗教的桎梏，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探究事物的底层逻辑。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诞生，理性的追求引领科学从宗教压迫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与神学平等的地位。正是在这种理性追求的驱使下，伽利略敢于在比萨斜塔验证不同质量的球体下落速度，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

中国古代社会，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再到焚书坑儒。封建体制束缚下，我们讲究尊卑有序，礼仪至上，真理的探讨往往要面临巨大的风险。

即便是正确的观点，在封建礼仪面前也需屈服。中国古代社会缺乏追求真理的氛围。此外，君主并不希望百姓太过精明，民众独立的思考和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对于君主来说是潜在的威胁，故科学的种子在摇篮中就被掐灭。

中国古代推崇“术”，即实用的知识，相当于现代的科技。科技与科学的差别在于，科技更关注于如何造福人民，提高粮食产量，利用数学几何知识进行土地测量和制定历法等。宋朝以前，中国的发明创造占全球的70%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古代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文化制度造成了科学未能在中国孕育。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为世界所公认。我们的博物学研究广泛，对天文、自然生物的记录详尽，对百草的记载全面。外国在某些古代数据上甚至需要参考中国的纪录，例如太阳黑子和彗星的记录。然而，我们尽管记录丰富，却只停留在利用层面，未曾深入探寻现象背后的原理。例如，尽管我们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哈雷彗星记录，却没有探究其为何每76年回归一次，而西方科学家却通过探究天体运动计算出轨道。我们早就知道勾股定理，却未曾深究为何是勾三股四弦五，而不是勾七股八弦九。

四大发明、道士炼丹、指南针的发明等例子比比皆是。这些看似贴近实际的应用背后，科学的影子若隐若现。科学看似无用，实则至关重要。科学能够指导技术的发展，比如电磁学的应用不仅诞生了指南针，还涵盖了电与磁的一切，从物质构成到电磁力，再到无线电、电话和电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将科学比作一本武学秘籍，技术就是其中的招式。你依照秘籍练习，似乎只是锻炼身体，但真遇到对手，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招式实用至极。而古代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讲究仁爱，我们或许能偶然掌握一些招式，但却缺少像牛顿、麦克斯韦这样的大师，能够撰写出一本属于自己的科学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