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公布个人手机号之后……

不久之前，安徽亳州、广西南宁两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各自公布了相似的施政举措，那就是公开当地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方便群众、企业反映问题，为社会大众排忧解难。此举一出，在社会上引发不少反响与讨论。在政策落地一周之后，两地在实际执行中也各自有了一些收获与经验。

图片来源：公众号“南宁发布”

2月7日，安徽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在合肥召开。亳州8日即召开全市 “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向社会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并表示要真正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就在安徽省召开专题会议的同一天，广西南宁也在春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将县市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共40余人的电话号码向社会公开。

从过去的新闻来看，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并不是亳州、南宁两地的全新创举。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就推出过类似政策，长期或暂时地公布领导电话，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事实上，这次推出相关政策的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就有过公开电话号码的实际经验。早在一年半前，时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的他，就曾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公布过自己的手机号码。

2020年8月，乌鲁木齐出现新冠疫情，民众生活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面对群众迫切的民生诉求，乌鲁木齐一口气公布了19位市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以及时解决群众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困难。其中，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的电话排在首位。

而在安徽，亳州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此前，安徽多地都有类似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2020年5月，安徽东至县政府网站公布了30余项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的12名联系县领导，其中包括县委书记等人。时任东至县委书记的李明月此后对媒体表示，自从手机号码公开后，他平均每天能接到几十个电话或者短信，“虽然反映的大多数看起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另据人民网在2015年的报道，时任安徽砀山县委书记的朱学亮，将自己的手机号公布在当地国省道的标识牌、县委党务公开栏和信访接待中心。在群众反映问题的“高峰期”，朱学亮一天能接到二百多个电话及短信，他力推手机真正公开，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不能弄两个号，一个自己用，一个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拿着，糊弄老百姓。”他对媒体称，这样虽然累些，但能掌握基层实情。

图片来源：公号“新安晚报”

2月15日，安徽当地媒体报道了亳州市公开81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的后续效果。有市民表示：公开领导手机号码，是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办法，可以畅通群众诉求“最后一公里”。报道刊发当天，记者根据名单内电话，随机拨打当地多位领导干部的电话进行了采访。亳州市委秘书长、市委督查考核办主任万瑞年首先接听了电话。作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告诉记者，一周来尚未有约谈的情况产生。“现在大家都接听得很好，毕竟这是市委市政府支持的一项重大决策，大家都比较认真。”

不过，对于领导干部公布手机号这件事，舆论场上也有不同看法。2月9日，就在相关新闻发出之后不久，《齐鲁晚报》便刊发评论，对此类政策的效果提出了疑问。在这篇题为《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诚意可嘉逻辑存疑》的文章中，作者一方面肯定了当地有关部门的诚意，另一方面也追问道：“在关注度下降、各方面压力趋缓之后，这种积极的互动沟通，还会否延续？”在作者看来，公布领导手机号，和12345政务热线的职能产生了不必要的重叠。此外，在一个庞大的、高度分工的公共治理体系内，主政官员履职也是有边界的，一者要经民主决策，再者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媒体和群众的质疑，这些地方的官员同样听得到。对此，亳州市委秘书长、市委督查考核办主任万瑞年回应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有着12345热线等渠道不可替代的功能。在他看来，从群众角度来说，主要在于开通一条有些诉求不愿意、不方便向基层干部反映的渠道，群众的急事、难事就有了“直通车”；而从干部角度来说，有利于领导干部直接听取群众心声、诉求，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状况和作风情况。“此外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热点问题，领导干部也能及时了解，有利于从面上推动工作的解决，还是很有益的。”

无论如何，领导干部主动公开手机号码，都反映出了一种“开门施政”的积极态度。这类举措能否长久维系、发挥正面效果，既取决于当地干部是否能持之以恒地认真对待这项工作，也需要时间和实践为我们提供答案。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大皖新闻、齐鲁晚报等

编撰/杨鑫宇 编辑/白毅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