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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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说“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就是说《春秋》是叙述的，是记载事情的，是叙述体的，与五经的体例不合。

王阳明先从一致角度说，其实是一样的：“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这就能看出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物一体”哲学的作用了。

本来事情是事情，道是道，但是王阳明就把它合并为一，事也就是道，道也就是事，叙述的历史说的是事儿，你从现象上看，它属于史书，但是它体现了治乱兴衰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经。

事是道的一种表现，道是事里边含的理，这样就纳史成经了。虽然说五经亦史，《春秋》亦经，表面上好像是把经和史放成一块，其实它的用心、它的本意是把史变成经。就是把物变成心，心外无物，就是摄物为心。

下面举例子，“《易》是包牺氏之史”，这话人类学家爱听，“匪寇婚媾”，把它作为古代的诗歌。把《周易》看作包牺时代的史书，因为那里面记载了一些生活场景和片段。

《尚书》是尧、舜以下的史，但是它跟《春秋》又不一样，《尚书》里面有好多制度性的东西。《礼》《乐》 是三代的史，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说：“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王阳明五经皆史的说法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后来有一个史学家，就是写《文史通义》的章学诚，他说“六经皆史也”，把经书变成一个学术理想的东西。

王阳明五经皆史，史也是经，是把史书吸纳为经，从事情里去总结道，目的还在弘道，还在返朴还淳。王阳明的返朴还淳，有返本开新的能量，跟“修得此心不动”，什么都回到道上来，然后碰见事了再随机而动，是同一理则，这是王阳明的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