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曜（1911—2006年）是云南杰出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诗人。
1911年出生在洱源县的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
1931年考取上海私立光华大学经济系，受业于吕思勉、钱基博、徐志摩、潘光旦等名家。九一八事变后，马曜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马曜先后参加筹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学院，参与中缅勘界工作。
马曜的民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直接过渡理论”。这是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学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1953年6月，马曜作为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潞西县（今芒市）遮放地区，调查研究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类似的民族地区采取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历时两个月，系统考察了41个景颇族村寨的社会经济状况。
然后结合1952年省委民族工作队二大队在陇川、瑞丽所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直接过渡理论”。马曜撰写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族地区的生产问题》和《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两份报告，其中提出，这类地区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不是阶级剥削，而是生产水平滞后、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以及民族械斗、杀牲祭鬼等陋习。
所以，景颇族以及类似景颇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不必重分土地和划分阶级，即不把土地改革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来进行，而是本着“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通过互助合作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消除原始落后因素，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9月，马曜到保山向前来保山视察的省政府主要领导郭影秋、省委边委副书记王连芳汇报。回到昆明又向省委作了专题汇报，并上报中央，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等的肯定。党中央同意云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采取与内地改革不同的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于是就在全省范围内景颇、傈僳、独龙、怒、德昂、布朗、佤、基诺8个民族和部分拉祜、哈尼、瑶族中推行，取得良好效果。
实行这一政策的地区被称为“直接过渡区”，相关民族被称为“直过民族”。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找到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症结，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解决措施，减少了社会变革中民族地区的震荡，从而使各有关民族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现代社会迈进，造福边疆少数民族，维护了国家边疆稳定，确实不愧为“卓有见识的建议”“云南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和“成功范例”。
马曜的学术成果长期在新中国民族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工作一面光辉的旗帜。
1953年，在深入走访调查的基础上，马曜提出，云南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如景颇族，可以“不分土地、不划阶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意见基础上形成的“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政策，符合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大地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1972年，马曜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云南简史》。由其创办的《思想战线》杂志很快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马曜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白族简史》（通纂）、《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茈湖精舍诗初集》、《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主编）、《大理文化论》、《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马曜文集》等，并发表文章300多篇。在历史研究中，他在王国维 “二重证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创造了“三重证评价”方法，在边疆民族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马曜出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年近古稀的他忘我工作，对师资建设尤其重视，为云南民族学院招纳了一批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为云南民族学院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