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的铜爵，目前已发现多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这一件，是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

二里头文化是一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分类，指的是考古发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质遗存。考古学文化往往以该文化首先发现的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遗址所在的小地点命名。如著名的仰韶文化名称得自首次发现此类文化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二里头文化则以最为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二里头遗址来命名。经过多年的研究，二里头文化基本被确定为夏文化，也就是夏朝时期夏人遗留的物质遗存。主要的时空证据是：时代上，二里头文化早于商文化；众所周知，商朝之前是夏朝。地域上，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这个区域根据历史记载正是夏朝活动的范围。二里头遗址，现在也被认为是夏朝的都城，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个都城，也就是著名暴君夏桀的王廷所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礼器种类有鼎、爵、斝等，都应该是夏代的青铜器，其中爵发现的数量是最多的。

铜爵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洒器之一，它最早发现于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代，商代达到鼎盛，西周中期以后基本消失。铜爵的器形特征比较特殊，器口前有槽状长流口，后有尖状的“尾”，口缘上一般立有两个小“柱”；器身一侧有鋬(把手)；器底有三条细高的足。二里头文化的铜爵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铜爵，代表了铜爵最早的形态，与年代较晚的铜爵相比，它的流口和尖“尾”都较长，器身较细，呈束腰形。爵是酒器，已得到公认，但具体怎么用，却很有争议。许多人认为，爵是用来喝酒的饮器，实属误解。爵有着长流口、三细足，口缘上又有小柱，均非饮器应该具备的形制。尤其是爵的流口，适宜于倾注浆液，但要是对着嘴喝酒就太不方便了。一般带有流口(管状流或槽状流)的器物并不用来当饮器，比如古代的盉、匜和今天我们常用的茶壶、烧水壶等。真正用来作为饮器的，基本是平圆口的器物，如古代的卮和现在的杯子之类(商周时期的觚也被认为是饮酒器)。在当今的一些艺术作品中，爵不但作为饮酒器出现，而且还被汉代以后的人所使用，不但用途弄错了，时代也完全不对。有人根据一些爵底部的烟炱痕迹，推测它是温酒器，似乎有些道理；但这么重要的器物，功能是仅仅用来温酒，也不合理。爵的定名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对很多铜器的定名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对爵的定名却是对的。因为现在可以看出，甲骨文和金文中爵的象形字，与后来小篆的“爵”字，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准确的定名有利于确定爵的用途。《说文解字》：“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说明爵是用来盛鬯酒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周早期鲁侯爵，铸有铭文，虽文意还不能完全明了，但里面提到了“鬯”，可证古书之说。鬯酒是一种合酿的香酒，据古书记载，它多用于裸礼。《周礼》记载的“郁人”一职，主要职责就是“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灌(裸)用鬯臭”(《礼记·郊特牲》)，也说明裸礼主要用的是鬯酒。鬯在古人眼中有着特殊的能耐，“鬯者百草之本也，上畅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畅”(《说苑》)，怪不得受到这样的重视。爵既然“中有鬯酒”，那么它很可能应用于裸礼，行裸礼时，需要“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爵的流口应该是用来倾倒鬯酒以“灌地”的。

二里头文化铜爵是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酒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是否有酒器，还说不清楚，因为这个时期的遗物，在器形方面都不能与夏代以后明确的酒器建立联系，找出源流关系，因此即使有酒器，也无法辨认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古书中常有夏代人造酒的说法，如大禹的臣子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世本》)等等，或许说明一些问题。

二里头文化铜爵，是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的青铜容器。青铜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但数量少，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工具，这类铜器较易铸造。而铜容器就不同，它的铸造，需要有外范和内芯，制范时脱范和组范的技术要求也很高。新石器时代可能已有青铜容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一块带弧度的铜片，发掘者推测是青铜容器残片；清乾隆年间的《西清古鉴》著录过一件青铜鬶，器形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基本一致，有人据此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已出现青铜容器。但这些发现目前都无法得到切实的证据，而且它们的发现比较偶然，不具有普遍性。只有二里头文化的铜容器，既有明确的器形和用途，又有相当的数量，反映出青铜铸造工艺这时已达到的新高度。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主编吕章申）

《陇原天地》肖军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