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青岛作家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以最高票数获奖。
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的，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需为长篇小说，字数在13万以上的作品。目前每届最多评5部作品，不像鲁迅文学奖等，获奖作品多得让人记也记不住，题材门类让人感到全面得都快滥了。
茅盾文学奖尽管仍有颇多争议，但它只针对长篇小说，而长篇小说毫无疑问是文学最高形式与最高智慧的综合，是其他文学作品没有办法比的。所以，茅盾文学奖依然不失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一骑绝尘，独驰文坛，没有给其他奖项望其项背机会。
对于茅奖，我有着这样一条感观上的经验，即在获奖作品中，只有最高票数的“第一名”和较高票数的“第二名”，才可能在后来生生不息且名头响亮地“活”下去，其余的也就在三五年之后沉寂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等也都是“第一名”和“第二名”，但愿第十一届“第一名”的《雪山大地》也能像它们一样，在更持久的文学生命的很好结果。
《雪山大地》以杨志军父亲走进沁多草原蹲点、住进牧人桑杰家开篇，展现了包括父亲与母亲在内的三代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足迹与生命历程。故事贯穿了雪域高原上生产、教育、商业、医疗、环保等一系列内容，全景式展现现代化建设大潮中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被评论界誉为“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
获奖后，杨志军接受记者采访谈《雪山大地》创作时说，让写作融入生活，“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许多人将生命献给这片草原，但人们仍能像高原的花朵一样坚强地绽放”。他将自己对雪山大地变化的感悟以文字的形式传递给更多人，希望在他讲述父辈和同辈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他一起流连忘返。
这让我想到了与杨志军的那段平凡、平实却始终感动着我的交往，从这里，也能窥见他和他的作品内心世界或文字表达的一二——一个作家与他人的交往，其实也是他写作难以绕开的一部分，这更容易让别人看到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了解和接受他和他的文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还属于作家与文学青年幸福时光，不过，这个时光已经接近尾声了。虽然，不像八十年代，掉落一片树叶，能砸到好几个诗人与文学青年，但诗人与文学青年们依然时常在二两劣质白酒与一包油炸大豆或花生里，迷醉着自己与未来的梦。甚至，还能通过变成铅字的几句诗和一些字，结交到很多一穷二白的朋友，追求到某个还不是十分拜金的女青年。
1995年，作为军营中文学青年的我，被从新疆调往青海。因为是文学青年，所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一个习惯，翻翻当地报纸的副刊，看看那里的编辑是谁，然后投稿。杨志军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我的视线的，他当时应该是青海日报文艺部的主任，编辑副刊。我呢，就按报纸上的地址给他投稿了。没想到的是，他不但发了我投去的其中一篇，还在寄样报时回信给我了。这便有了我们后来相识。
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杨志军的荒原小说系列出版了，主要包括他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获全国文学新人奖），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获《当代》文学奖），以及《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大祈祷》等7部长篇小说，加在一起，厚厚的、高高的一撂，很是雄壮，反响也非常强烈。
有一天，我外出办事，正好路过日报社，就顺路去找杨志军了。当时我工作的省军区和他所在的日报社实际在一条街道道上，相距不远。我们就这样见面了。他的个头和我差不多，都是不很高，体型也都是精瘦型的，只是他要大我近二十岁，给人的感觉很是深沉。我说想要得到他的“荒原小说系列”，他没正面回答，先将身边的一位同事介绍给了我：“这是我们的马钧编辑，以后你们多多交流！”
那时候，我才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马钧编辑也要大我十多岁，从理论上讲应是我的老师，杨志军显然是高抬我了。但正是他的这次介绍，我和马钧认识了，并在此后保持了十多年的联系，给了我很多帮助。随后，他带我去了一间办公室，他新出的书就堆放在那里，上面盖着一层布。见我拿到书很是兴奋，他说：“给你签个名吧！”就在扉页上狂草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留意到他的中指上有一个被钢笔压出的坑，很深，因为久浸墨水，痕迹非常明显——当时，写作不像出在，是离不开钢笔的，现在靠键盘，离不开电脑，那时的写作只有一只孤零零的手。
因为那个明显的、很深的坑，因为那7本厚厚的、精美的书，我忽然感到了写作的不易，就拿出身上仅有的百把元作为书费给杨志军，却被他果断且利落地挡回了——要知道，那时候，地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200元左右，7本书少说也有百把元，他就这样近于豪迈地将它们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嘿，我也当过几年兵！”又说：“我看你挺有灵性的，要坚持写下去啊！”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多少有些没有预约的没头没脑，却让我收获颇丰——和我一起去见杨志军的还有另外一位战友，回来的路上，那位战友不由分说地要将7本书分开看，他看4本，我看3本，然后两人再换着看。我们捧着书，感觉不是如获至宝，而是真的获得了至宝。
那时，我看书百分百是逐字逐句读，遇到写得好的地方还要划出来。现在看来，这样的阅读习惯好是好，却会影响对作品整体价值估量。就是说，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当你过分欣赏作品的语言，会或多或少影响你对作品的艺术和思想的感悟，而艺术和思想远胜语言本身，是作品的境界与灵魂。我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通宵达旦地读完了其中的3本，觉得一个人怎么就能把小说写得这么好呢？但当我再去找剩下的几本时，它们已经不知道被传到了哪里——平心而论，那时候，我们部队有图书馆，里面有不少书，还订着不少杂志和好看的小说，但像“荒原小说系列”能在战友们中间自动流传的，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引起了我对“荒原小说系列”及杨志军本人的重视——说实话，当时，我虽然只是个文学青年，但把全国能在市场上看到小说基本上都读完了——这并不吹牛，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可能是个很大的圈子，里面有不少的人，但当你介入了，就很快会发现，写得好的也就那么来来回回几个人。从古到今，它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到了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今天，写得好的，还不是几个人吗，你扳着指头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在成千上万的人中连十人个也数不着——那时候，我就认定了杨志军会成为一个人物的，会成为可以让人数得着的那类。
今天，人们对杨志军那时候的作品有着这样的评价：
纵观杨志军出版的重要作品书目，我们就能大致了然杨志军的创作轨迹与关注视点，他的所有已出版作品，几乎都打上了鲜明的荒原烙印，可以称之为一座荒原雕刻。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杨志军就以独立边缘的姿态选择了他的书写方向，他一开始进入的就是荒原，而不是社会普遍趋同的主流话语的表述；他自觉地认同了自然，而没有把自己汇入喧嚣沸腾的群体性写作潮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似乎一出场就表明了此后一生的创作轨迹，而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仿佛是荒原天然择定的不二人选，要为荒原发出它们静默的声音。
回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氛围，杨志军的写作不啻是一个异数，一个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存在。他一样被社会大潮所裹挟，但在潮流中他汲取的是个体所需的养分，于是在潮流中他第一次清醒自觉地选择了自我，而这个第一次他奇迹般的保持至今。他极少跟随某个文学派别，纵使受到一些大师的影响，也不会沉迷其中，亦步亦趋，他一直让自己游离于派别之外，也没有一个圈子限定他，他的思考和书写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边缘的气息。这使得评论界在面对杨志军时不知所措，无法用既知的评论语言和评论思维去评论他，也无法把他归入任何一个流派范畴，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异数。
实际上，杨志军是极为典型的八十年代人，他的八十年代特征非常鲜明，可以说他保留了八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特点：激情、理想、对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探索、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持续燃烧和恒久绽放。从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出发，杨志军最终抵达的是自然的荒原，他在荒原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一切写作的根柢。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杨志军既没有去反思政治历史，也没有去寻找传统文化之根，更没有在各种外来思潮中确定一条书写捷径，而是直接把他的触角探进了自然，探进了人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断裂。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观八十年代的创作，可以确证的是，杨志军的意识是超前的，他的思考和写作由于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视野，而与八十年代有了相当的距离，甚至隔膜。如果文学史要讨论这一现象，恐怕也难以界定他的写作出处，他就像是一个突兀的建筑，令人愕然地置身于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楼宇之间，沉默而坚韧地持久散发着他的独有的气息，固执而倔强地把他关于自然的生命信息传达出来，他的急迫和坚定，他的耐力和忧患，构成了他的庞大的荒原体系。
文学评论往往是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这没有什么不好，通常会让人更看清作品呈现的本质。但它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概括和总结里，往往会失去作品本身呈现的一种非常非常鲜活的东西，少缺了作品带给人的那种直戳内心的感动。当时，杨志军的荒原体系里，我读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男人在洪荒的原野上，看不到其他生命的孤独与大气，就像用头发丝来做擎天柱，支撑起整个天空那样。用杨志军作品中的原话来说，他能把青藏高原在某个地方掘出个洞来，然而把整个地球戴在头上，做最好的王冠。
在这样的句子里，我懂得了什么是荒原，生命的荒原，以及一个人被抛入其中的孤独与无奈，但我看不到沉沦与消失，只有抗争与吟唱，骨骼就像庄稼一样地被在冷风里节节拔高，发出嘎嘎的声响。我知道，这就是被文字与情感堆积在荒原里的生命的力量，是向上的，永远向上的。
《海昨天退去》是当时部队生活最真实的写照。诗性的情绪和理性的力量此时以一种狂暴的混合颠覆了以往人们们对于崇高和英雄的认知，自然与人的撕裂以真实而荒诞的存在，呈现了不可弥合的残酷事实。一个格拉（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工程团要以最快速度穿越昆仑山、可可西里山、唐古拉山、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和拉萨谷地，建成一条直通天国的成品油输油管线。部队刚到唐古拉山兵站就有人死于高原反应，而相距兵站只有三百多米远的一处墓地已经排列了五十二座坟堆，地处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地无情地淘汰着人类最为强硬的生命，输油管线工程团在这片鸿蒙大地上边走边送葬，死亡的原因千奇百怪，毛骨悚然。不明原因死亡的，喝毒水死的，腿骨扭曲、肌肉迅速萎缩、筋脉改变走向的疾病，星罗棋布的湖泊中间的倒毙，茫茫大野中的迷途……
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山、不冻泉地段、昆仑山腹地、万灵国中的死亡之湖，每一个地域都与生命和死亡紧密相连，坚硬的生命链条注定了在世界最高处的断裂，——自然对生命的神秘而无穷的制约以如此凌厉峻悍的方式刺进人的身体深处，呼吸戛然而止，恐惧和痛苦成为赤裸裸的黑暗。那一群被使命驱使的军人，已不再是个体的人，他们形同蝼蚁的生命在崇高的旗帜下轻如鸿毛，飘然若絮。杨志军写出了许多有名有姓的人，他们见证着更多无名无姓的灵魂在荒原与自然的厮杀和失败。生命在这儿成为最混沌的存在，活着与逝去的边缘模糊不清，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无法填满的黑洞。而他们在完成任务回到他们的家乡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无乡可归。
《大湖断裂》，杨志军用他对自然的全部体恤和关怀，在貌似政治描写的边缘，突出和强化了自然与人无可挽回的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导致了人的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全面崩溃，也就意味着自然与人的同归于尽。大湖断裂，是现实，更是一个隐喻，断裂的是自然意义上的大湖，喻示的却是人的灵魂的断裂。这种断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集体无意识的，对高清阳们这类政治角色来说依旧是愚钝无知。也正是因此而构成了一个庞大恐怖的黑洞，人类已无从修补这个黑洞，只能任其吞噬人类的躯体和灵魂，在坠落黑洞的瞬间，人类甚至来不及发出悲惨的呼叫，迅疾而至的灾难正是自然与人对峙的战争结果。
《环湖崩溃》以青海湖为依托，充满了对青藏高原自然生态走向失衡和衰退的忧虑，它预言了草场的沙化、河流的干涸、湖水的下降、动物的减少，不幸的是，它的预言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全部变成了现实，所以它的出版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警醒人们要千倍万倍地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从杨志军的创作来说，《环湖崩溃》闯入了藏区文学的禁区，它表达了他最初形成的自然崇拜和女性崇拜，是人与自然、女人与男人、灵魂与肉体的一次尖锐冲突……
杨志军在西部用这些小说卷起“千堆雪”，其影响由西部发散到全国，被戴上了“荒原作家”的荆冠。但荒原作家的称谓远不足以清晰地呈现他的全貌，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自然荒原，在他的作品里，荒原是一个意象，是他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象征载体。然而，我想说的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至少是在九十年代“荒原小说系列”刚出版的时候，杨志军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圈内人士的重视。但这并不影响他送我的几本书在军营中的流传——我记得，我当时没读到4本，非但没有找回来，而且在寻找它们的过程中，还让读过的3本《环湖崩溃》《大湖断裂》《海昨天退去》不知所踪了。
不久，我读到了杨志军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他写小说放弃了为自己“发言”的很多机会，甚至，他把一些书的前言也放弃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他的“荒原小说系列”类似于前言的东西，都是请青海当地一些还不怎么有名的评论者或者作者写的，而他写那篇文章大约是针对当时青海有一些人说，他的那些小说写得不主流，甚至有一点在那些人看来不太健康的性描写，他也许是想为自己争辩一下吧。
当时，我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在文学这个圈子里，总有那么一些以评论为名的搅屎棍，这些人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都不懂，却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于名家，他们只会一味地拍马屁；对于不怎么不有名的新人，他们只会一味贬低。他们从来也都没有说出过一句人话，但总把自己一直包装得很严肃，严肃得像个屁。
从杨志军写的那段文字里，我看到他是在乎这方面的事情的，虽然不一定在乎那些搅屎棍，但能在所谓圈子里得到公允的肯定，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渴望，而现实往往没有给更多人这样的机会。搅屎棍们居庙堂之高不见雄文，更别说为处于江湖之远中人有所忧患了。这让我常常想起，杨志军指间被笔压出的那一个坑，仿佛，那坑里凝固了的蓝色墨水，就是铁板一块，就是化也不化不开的文字，期待得深入的拆解与细读。直到现在，我都把这拆解与细读成一个作家成长的艰难与得到认可不易。
1995年秋天，我离开待了一足半年的青海，回到了新疆的部队。到了冬天，乌鲁木齐总是和往常一样隔三差五地下雪，总是厚厚地堆积在地上，让人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各扫门前雪。有一回雪后去北门的军区办事，路过当时兵团办的一家杂志社，在那里有两个和我相对熟悉的编辑，一男一女，一位姓郭一位姓王。路过了，就想进去坐坐。姓郭的编辑才从北京某个文学院进修回来，更多地谈论着他已经成名了很多同学。又说，他正在和姓王的编辑编一本书，散文集子，想把我的一篇散文收进去，到时让我帮着买买书。我答应过后开始闲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杨志军。
姓郭的编辑问姓王编辑：“我们杂志发过杨志军的东西没？”
姓王的编辑说：“发过。”
姓郭的编辑又说：“怎么出了7部小说，连一点动静地没有……看来，青海也不是个留人的地方……”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听懂姓郭的编辑话里的意思，只记得离开的时候，姓王的编辑一个劲儿地劝阻我说：“以后，好好干工作，别再喜欢文学了，喜欢文学是一件很不好事情……”我有觉得有些怪，姓王的编辑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呢？喜欢文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但姓王的编辑却说喜欢文学会把人生中很多事儿给误了。姓郭的编辑告诉我，姓王的编辑就要调离杂志社了，我这才多少明白了姓王的编辑的意思——在那个喜欢文学的年代里，她其实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拉我上岸呀，但至今我都没有完全感受出她当时给我的那份关爱与真诚。
因为在杂志社说到了杨志军，离开杂志社后，我忽然就想给杨志军打个电话了——当年，每走过一个地方，我仿佛总会情不自禁地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乡，因此，向“家乡”的人写信或打电话，也便成了我的一项重要日常。尽管，那时从乌鲁木齐往内地打电话很难，要一站一站地接，常常是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断了，但这并不影响我打电话的热情。我很难细说打电话给杨志军具体原因，也许只是为了一个电话而电话，也许还是从他送书给我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老师或者朋友，而不管是老师或者朋友在漂流的西北，我仿佛一直很难遇到。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时候，面对很多人、很多事，人们只顾缘分，而不过多追究其间的原由。
电话接通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志军：“哦……是你呀……新疆还好吗？”又说：“边疆的生活不容易……多保重，要珍惜！”随后，电话便断了。
走出话亭，我看到街边小店卖的新疆特产，忽然就想到了杨志军送给我的那些书，一本本，崭新崭新地在记忆里闪闪发亮，再一次联想到了它们的贵重。于是，就买了一些葡萄干寄给了杨志军，算是对他馈赠的一种补偿。其后5年，我与杨志军不再有任何联系，尽管我曾投稿或写作到青海日报，但从未收到他的任何消息。直到2001年，我离开部队去了趟青海，才从马钧那里得知他早在1995年底就去了青岛。
这时候，杨志军在青岛《通俗文艺报》主持副刊，我的身份从军人变成了记者，但依旧坚持着文学的梦想，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重新取得联系后，他发了不少豆腐块儿给我，有进寄样报时，还为我留下只言片语。这样的联络一直持续到了2007年前后他的长篇小说《藏獒》出版。记得，《藏獒》出版后即引起轰动，他仿佛作客青岛新闻网，我还在论坛里与他留言叙旧，而他的《藏獒：在都市中嚎叫》也收入了我们的聊天内容。
那时候，文学很热闹，用圈里的话说就是很流行动物小说，除了写狼的，还有写狗的、写羊的，甚至还有驴、写马的，等等。写狼的代表是姜戎创作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写狗的当然是杨志军和他的《藏獒》，写亲的应该是我了，我在《狼图腾》和《藏獒》之后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怀念羊》。不管是狼、狗不是羊，都作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被植入了文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也促成了我与杨志军的第二次见面。
大约是在2007年夏天，我当时工作的兰州晚报举办了一次藏獒文化节，为了使这个文化节更有文化，报社领导就将写《藏獒》的杨志军请来了。因为曾经相识，领导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去机场接他，我们两人见面，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相互笑了笑。随后，我们于烈日下的机场合了一张影，我这才问他：“杨老师，您还认识我不？”
杨志军说：“咋不认识……路生……黑了，也瘦了……”随后，又是淡淡一笑。我见他并无多少变化，情不自禁地想要搜寻到他指间的那个坑，就说：“杨老师，写作累吗？”他说：“不累。写作嘛，宣泄自己，累个啥呢！”我说：“《藏獒》有没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又补充说：“不可能！”之后，向我解释说：“后来，我和你联系少了，是因为我离开了那个地方（指《通俗文艺报》）……”
到了宾馆，人很多，因为杨志军以前在青海工作过，青海的媒体得知他来的消息，也前来采访，再加上兰州的媒体，房间里挤得坐不下了人。又因为媒体实在太多，大家仿佛都不太好意思开头，也静坐在哪里，甚至有了些不知该干什么的意味。我要说的是，杨志军有着很好的口才，他看了一眼大家表情，就坐在床上和我聊开了，从青海到藏獒再到他生命中的荒原，他居然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让记者们在不用问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其后，有人拿着从外面买的书让杨志军签名，我留意到，他的签名不像当年给我签时那般狂草了，而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我想这也可能是他这些年来的一个变化吧，除了签名本身，还应该包括他的许多我不曾留意到的东西。再之后，他就和我聊到了当时流行的所谓“狼文化”，而我也我们的谈话内容写到了我的书里，原文如下：
长篇小说《藏獒》作者、青年作家杨志军和我谈到“狼”时说：“我读过《狼图腾》，作者讲的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而《藏獒》恰恰与此形成了互补：这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它提倡忠勇、责任、牺牲、规则等，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但在自然界，与狼真正相对的并不是藏獒，而是羊。这也是我写《怀念羊》的最初缘由。
晚上，因为要上夜班，我没有去陪杨志军，他和我的另一个同事在一起，这个同事也基本算是圈里的人，他们谈了很多关于狼、狗和羊的文化内容，杨志军让同事转告我：“你告诉路生，他的这个羊不行，没有反抗和斗争的精神……”但我并没有听进去他的话，我总认为我有我的道理，我不会有错的。而且，我还知道写作的圈子里有着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能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一般是不读长篇小说的，而是读散文和诗。
我不可否认杨志军的“荒原小说系列”给过和很多影响，但我知道就像我没读过他的《藏獒》一样，他亦不会去读我的《怀念羊》。他给我的转告不过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感觉，是大方向上的东西，就像我感觉《藏獒》能够获奖，是在一感觉一个作家在实力，而非别的。所谓文化，有时候其实没有对错可言，所谓对错有时其实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观或者感觉。从这处意义上，杨志军和我有关狼羊的聊天，是无关紧要的，影响不到我们的交往。
离开的时候，我去送杨志军。这时候，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说到了《藏獒》，我还是坚持我的种种观点——《藏獒》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杨志军依然说那不可能。这让我更加感受到了一个作家的不易——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应该获得更高的奖项，但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作家，在自己的好作品里都不敢去想这样的好结果以及更高的奖项。我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是在当时很不成熟地感到有些不公甚至多少有些悲伤。也许是看出了我的这种心思，登机前，杨志军告诉我，他把《藏獒》的动画版权卖到了国外，有一份很不错的收入，儿子也被送到国外读书了。他说：“一个男人，不管写作或干别的，首先都得经营好自己的家。”
如此，我们告别，随后我才知道杨志军的更多身世：1955年5月出生于青海西宁，祖籍河南孟津，他的父亲于1949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是《青海日报》最早的创办者之一。他的母亲，是青海省培养的第一代妇产科医生。当时，父亲采访会下乡，母亲给人看病，也会下乡。于是，他们一家人会经常与藏民生活在一起，积累了藏民深厚的感情，让他命中注定地受到了民族和土地的养育，懂得了什么是感恩，以及有了后来为了感恩而写作的经历。
1976年，杨志军从部队转业后，也进入青海日报社工作。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顺利考入了青海师范学院（今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2年，大学毕业的杨志军回到了青海日报，成为文艺部的一名文学编辑，从事文艺副刊“江河源”的编辑工作。当时的文艺部主任王展读过杨志军的几首诗，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盼望他在文艺部大展宏图……多年过去，杨志军除了自身写作，还培养起了一批副刊作者，我也算其中之一。
藏獒文化节之后，杨志军和我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事不会去联系，但让我为他感到高兴的是，第二年他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8第三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9位，引起广泛关注。2019年长篇小说《藏獒》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面对众多的荣誉，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的厚积薄发，也期待着更多人的发现和看见。
2012年时，我有机会去青岛，并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有一天，我忽然想去找杨志军，但翻出电话却改变了主意，怕打扰他，就发短信问他最近是否还写东西，他回信说写，并反问说，一个作家不写东西能干什么。我又问：还去青海吗？他说，不常去了，一年最多去一次。这时候，我发现，我们之间已经不谈文学和写作了，各自的问候也只有生活。也许，人和之间的交往到了最后，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干什么，到头来，最后无非就生活两个字，作家们也不会是个例外，他们因为写作总是格外重视生活，而生活总能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活着。
我没有告诉杨志军我在青岛，只是说出差可能路过青岛，到时想看看他，他表示欢迎，但在我真正离开并打算去看他时，一向不喜欢备份的我却把手机给丢了，把他的电话也给丢了，因而，在安静地离开之后，和他未能再有任何联系。知道杨志军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我在北京，因为没有了电话，所以，也便不可能向他祝贺。之后，我想到了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藏獒》应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话，这让我多少因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而觉汗颜——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那样会使它们失去基础，就像恋爱的一见钟情最终只是一种感觉。
文学是一种感觉，但它更需要喜欢它的人默默地为它进行看得见、摸得着的付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学的圈子其实是很公平的，只有看得见了、摸得着了，才可能被得到认可，它和太多的行业一样，不允许一个人随随便便成功，因为随随便便的成功可能是一种人人都渴望得到的轻，而文学与其他行业一样，需要的是一种重，本身的重量和持重。杨志军的获奖让我在自己的思维里变得成熟了。
别着急、莫抱怨，也不急着对一些事做出判断或者给它们下定义，水到渠成时，一切都是它应该拥有的模样。感谢杨志军当年送给我的那些书，他让我知道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让我明白了如何去作文。
有人说，文学就是人学。千百年来，无数的作家都想要用文学来代替人学，但结果最终都是徒劳的。如果说文学与人学还能在某些方面有相互促成的作用，那一定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因为文学而少去了很多繁琐的言语的表达，进而不需要了解，就知道对方具体在干什么。这一点，相对一般意义上了解来说更深入，就像我们通常了解一个人，只知道他在干什么，而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知道对方具体在干什么，是文学给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对对方入木三分，而少却了方入木三分的过程。这很好，它是一种心灵和感应或者说是悟，而这种感应或者说是悟又让我们对对方的世界多了一份关照。这已无关狼、羊以及藏獒在都市或者乡村的嚎叫，把人活着就是最好的文学。
杨志军说，作家，要时时刻刻汲取营养，让自己不至于变得那么陈旧。生活是新鲜的，自己是新鲜的，自己的感觉也要是新鲜的：“感情可能像是酒，沉淀过的，但是喝法和杯盏，要是现代的。”所以，他能在青岛的海上，看到高原的雪山、高原的草地，交织成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平面……故乡，就像是爱，它既是起点，也是终极关怀，从这里起步，到这里结束，然后，循环……这时候，我与他的那些交往不过是岁月长河的浪花一朵了。
